陈寅恪与贺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三纲”之于中国现代道德建设的意义。陈寅恪通过对王国维自杀原因的文化学分析,高度肯定王国维为旧道德殉难的精神意义,认为王国维的自杀体现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且,陈寅恪指出,《白虎通德论》中“三纲六纪”的道德伦理思想是中华文化精神所在。贺麟先生认为,“三纲”是“五常”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比“五常”更具有道德伦理的约束力。如果经过自由意志的过滤,“三纲”的绝对伦理要求恰恰与康德讲的“绝对命令”有相通之处。陈寅恪、贺麟对“三纲”现代意义的阐发,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网络普及化、地球村落化的情境下,伦理已超越狭隘的人际社会关系,而推至人与自然、社会、心灵、文明各领域的伦理关系,如自然生态伦理、社会人文伦理、人际道德伦理、心灵神精伦理、文明价值伦理。1.自然生态伦理 按和合学原理,一是“大地万物本吾一体”原理;二是“以他平他谓之和”原理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具有异于禽兽的“人性”。人之异于禽兽的“人性”体现在孔子所说的“仁者,人也……”。“仁爱”是人所具有的本质。《论语》中讨论“人”的地方不多,但孔子所关注的最重要问题是“性与天道”,“人性”之实现即为“人道”,“人道”体现“天道”。这个问题太大,所以他和学生很少讨论
任何试图总览生活世界之某一方面的前沿或者检视某一学科发展前沿的理论努力,都是极具风险的学术行为,然而却又是极具思想诱惑和现实关切意义的理论尝试。其最大的思想诱惑在于:这种尝试不仅会大大强化学科理论,而且会因此大大刺激理论创新的活力。就伦理学而言,道德问题的凸显和麻烦既是挑战和压力,也是机遇和希望。能
阿格妮丝·赫勒的著作蕴含着一条解放的主线,主题从政治解放过渡到文化解放,再向伦理解放演进。政治解放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展开,将“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替代;文化解放则从宏观政治转向了微观的日常生活中的人的“需要”,通过尊重人的需要而将人作为最高的价值;伦理解放是对文化解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