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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中国现代诗歌叙述研究——以抒情诗为中心

来源: 郭沫若研究年鉴2015 >> 第十一篇 硕博论文 作者: 李建平 浏览次数:12
摘要:  导师:孙基林学校:山东大学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内容摘要:叙述与诗歌有着不解之缘,即使抒情诗亦是如此。本文运用叙述学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现代诗歌,力求通过对现代诗歌抒情与叙述问题的解析和中国现代诗歌叙述形态的历时性梳理,对中国现代诗歌叙述问题给予较为全面的考察与研究。反诗化的新诗尝试,自然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新诗, 《尝试集》实际上是中国古典诗歌走向现代诗歌的过渡阶段,但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结语部分则指出了本文的研究阈限主要是中国现代抒情诗,因为这更有可能为中国现代诗歌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理论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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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博士论文:中国现代诗歌叙述研究——以抒情诗为中心
    作者: 李建平

    导师:孙基林

    学校:山东大学

    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

    内容摘要:叙述与诗歌有着不解之缘,即使抒情诗亦是如此。本文运用叙述学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现代诗歌,力求通过对现代诗歌抒情与叙述问题的解析和中国现代诗歌叙述形态的历时性梳理,对中国现代诗歌叙述问题给予较为全面的考察与研究。

    论文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上下两篇。

    导言部分主要论述了叙述学的基本理论与诗歌叙述研究的可能性、九十年代诗歌叙事性研究的基本概况以及国内外关于诗歌叙述学研究的萌芽、理论自觉和倡导等问题。

    上篇论述中国现代诗歌抒情与叙述问题。现代诗歌中的事与情、智呈现辩证关系,分别是“事隐情显”“事显情中”“事显智中”“事体呈现”。“事隐情显”即是从表达方式看诗歌基本是抒情,但抒情背后自有“本事”,这个“本事”激发了诗人的抒情冲动,亦即“缘事而发”。一般来说如果诗歌局限于“本事”没有升华,与真实作者太近,没有从个人感受上升为一种普泛性的情感,诗歌也就难以获得普遍的共鸣。“事隐情显”还可以表现为意象叙事和典故叙事。“事显情中”即是诗歌中有叙述和抒情,叙述和抒情交织在一起,构成抒情、叙述的结合。这种类型诗歌的叙述形式有飞白跳跃性叙事、细节浓缩式叙事、铺陈式叙事等几种形式。“事显智中”就是诗歌中的事件叙述与智性传达结合在一起。“事体呈现”就是一首诗歌从表达方式来看全是叙述,事体类诗歌可分为事件叙述和事态叙述两种。事件叙述又有三种具体形态:象征化、智性化、抒情化。

    现代诗歌的抒情主体与叙述者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分别是:“我”的出现、“我”的弱化、“我”的含混。“我”的出现主要体现在郭沫若的诗歌中。郭沫若诗歌中强大的主体意识使中国诗歌开始真正突破古典诗歌的格律束缚,也使得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现代新诗的确立成为可能。“我”的弱化体现在象征派、新月派、九叶派等的诗歌中。“客观对应物”“理性节制情感”“新诗戏剧化”,都是为了达到表达上的客观、间接,避免主观情感的过分流露。“我”的含混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即是在同一个诗歌文本中,存在着“我”和“我们”两种抒情主体,但两种抒情主体似乎具有一致性。第二种情况则是“我”扩张为“我们”,“我”的扩张带来了诗歌叙事成分的减少和直陈的、决断式的陈述句的增加,议论色彩的强化,直至口号式的语句的出现。“我”的扩张其实恰恰是“我”的弱化,甚至是诗歌抒情主体的丧失。第一种情况一般出现在个体的“我”向群体的“我们”或群体的“我们”向个体的“我”过渡期间。个体的“我”向群体的“我们”过渡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出现在20年代中后期,无产阶级文学开始出现,另外一种出现在30年代后期、40年代初,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一些带有现代倾向的诗人开始发生文学转型。第二种情况是“我”成为超我的“我们”,大都出现在革命诗歌之中,如20年代中后期的革命文学之中。“我”的含混主要原因是诗歌中个人话语和革命话语的碰撞。“我”的含混反映了诗人在个性化、人格化的“我”与克隆人的“我”之间的摇摆不定、心灵挣扎。

  • 郭沫若研究年鉴2015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2

    章节:《郭沫若研究年鉴2015》 \  第十一篇 硕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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