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郭沫若传记不易写，或有材料档案未见之虞，或有根据道德崖岸自高之嫌，或有各守专门强分畛域之忌，甚至眷于切身之历史经验及个人体验，言下或多悔悟之词，或多咏叹之调，又或是生分隔膜，全从字面上做文章，于历史毫无同情。李斌著《女神之光：郭沫若传》（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大量使用报纸、杂志、日记、书信和档案上的一手材料，多呈现事实而少论证论断，是一本有质量的学术型传记。这里，笔者想结合自己研究赵树理和茅盾的经历，谈一些有关联性的话题。
《女神之光：郭沫若传》第七章“鸡鸣风雨际天闻”写郭沫若五十大寿，引用了周恩来的文章《我要说的话》，其中“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一句，我以为是最值得注意的。大概所有学术的和非学术的是是非非，都与“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有关。
我以为需要注意的是，在革命这一语词之下，包括面貌各异的存在，而且每一存在都既有丰富的可能性，又有巨大的创造性，值得深入研究。例如，赵树理作为“革命队伍中人”，他最关心的是农民在革命和革命后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他对一个农民何以走上革命道路，又能为革命提供怎样一些有意义的面向，是有精到和高明的理解的。而且赵树理通过他的小说做了很好的表达。在《小二黑结婚》中，他写最先起来呼应区政府处理金旺兴旺兄弟的是被他们兄弟作践垮了的年轻人，在《李有才板话》中，他写最需要发动起来参加运动的是老实巴交却受尽欺压的老秦，在《李家庄的变迁》中，他写主动寻求革命的是被强权侵吞了家产的铁锁，这都是些切身感受到了农村社会秩序的不公而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革命的要求，进而从不同的路径接近并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农民。在其他几乎所有小说中，赵树理也往往都是这样写人物的。在赵树理看来，革命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只有一条两条路才能走上革命，革命是与农民的切身感受和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种密切联系也不仅仅与利益和权力相关，即不仅仅是要通过革命的方式共享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权力，而且与农民固有的习惯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理解相关。在赵树理笔下，农民是因为天性好“说理”而找到了在思想上与革命一致的入口。无论是在《李家庄的变迁》中，还是在《邪不压正》中，赵树理都特别强调，铁锁听了共产党员小常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之后，王聚财看到土地改革建立的农村社会秩序之后，他们才觉得这是个“说理”的世界。我认为，赵树理想表达的意思是，革命不仅是为农民的，而且也就是农民的，革命不是外在的，而是农民内心想要的。同时，赵树理还通过他的小说表达，在一个具体的农村社会中，不同的农民有不同的利益和权利诉求，有的是因为土地财产问题，有的是因为爱情婚姻问题，有的是因为生存和尊严问题，各不一样，但都追求一个说理的世界。这也就是说，在赵树理看来，农民天性好“说理”而与现代政党政治引导的革命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是渴望从既有的社会组织中解放出来，并在未来的社会组织中真正解放和发展自己的。那些对“农民”和“革命”的关系作出负面理解的人，对赵树理无疑是相当隔膜的。即使是那些称颂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和革命的人，恐怕也有不懂赵树理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懂得经由赵树理及相关人等的努力而曾经展现过的革命的可能性和创造性。
1946—1947年，赵树理小说传播到解放区之外，但国统区对赵树理小说的最初评论，与解放区的评论是不完全同步的。郭沫若评价的着眼点主要在借之证明创作自由在解放区的实现；茅盾则依据其现实主义理想突出其对解放区阶级斗争温和性的反映；邵荃麟、朱自清等人坚持文艺标准，对其的赞扬中又有批评；而一向活跃的胡风选择沉默；
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郭沫若不但都是双方极力争取的对象，并且都写过有重大影响的文章，所以全面研究“两个口号”论争及鲁、郭关系的作品都要涉及他们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言行。尽管如此，笔者尚未看见一篇专门探讨他们两人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言行的文章，并且现有文章对鲁、郭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言行的叙述
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一书所划定的时段略长于历史研究中的“大革命”时期，也略长于文学史研究中的“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它向前追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尾声，向下收尾在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在这个加长的历史时段中，研究焦点从“事件
论文通过对郭沫若写于40年代的三篇评论赵树理小说的文章的考察，展示郭沫若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独特解读，与周扬等延安评论不同，郭沫若对赵树理创作中“自由”“自然”的精神大加赞赏，并上升到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精神和新旧文学传统的高度进一步揭示赵树理文学创作的独特价值，体现了郭沫若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下对“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