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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记”与郭沫若诗学观

来源: 郭沫若研究年鉴2014 >> 第一篇 文学研究 作者: 周文 浏览次数:322
摘要:  如所周知,研究界在考察郭沫若早期诗歌时,往往会遭遇一些基本史实层面上的困难:同一首诗的写作时间,作者本人在不同文章里,给出的说法亦不尽相同乃至相去甚远。比如,被认为是郭沫若“最早新诗” [ ※注]的《 Venus 》 《新月与白云》 《死的诱惑》 《别离》等作品的写作时间便有“民五年夏秋之交” “一九一八” “ 1919年”等多个不同的版本。本文试图对郭作新诗的写作时间作出稳妥的考辨,但更想追问的是,郭沫若本人的“误记”究竟是在何种语境中发生的。在学界不断强调郭诗文学史价值的同时,随着中国诗歌的进一步发展和裂变,郭沫若诗歌的生命力和“当下价值”正在日益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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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误记”与郭沫若诗学观
    作者: 周文

    如所周知,研究界在考察郭沫若早期诗歌时,往往会遭遇一些基本史实层面上的困难:同一首诗的写作时间,作者本人在不同文章里,给出的说法亦不尽相同乃至相去甚远。比如,被认为是郭沫若“最早新诗”[※注]的《Venus》《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等作品的写作时间便有“民五年夏秋之交”“一九一八”“1919年”等多个不同的版本;又如,遭到徐志摩暗讽的《泪浪》(原题《重过旧居》)一诗也有“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1921年“七月初旬”两个不同的说法。本文试图对郭作新诗的写作时间作出稳妥的考辨,但更想追问的是,郭沫若本人的“误记”究竟是在何种语境中发生的。明确了这种语境性,郭沫若的记忆失误便不应在考辨之后弃之不顾。事实上,在这种记忆机制中,郭沫若的诗学观念,也能获得别一角度的理解。

    先来看郭沫若“最早新诗”的问题。

    把《Venus》《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等几首新诗的写作时间定在1916年,是采信了郭沫若在《五十简谱》中的说法,[※注]《我的作诗的经过》持论与此相近。[※注]但细察这两处回忆,还是有微妙的区别。与前者明确称“此时之作”不同,后者使用了“先先后后”这一相对模糊的时间状语。究竟“先”于何时,又“后”在何处,原文并未给出清晰的界定。

  • 郭沫若研究年鉴2014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6

    章节:《郭沫若研究年鉴2014》 \  第一篇 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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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研究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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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陈永志:《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郭沫若年谱1892—1978》,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删除“民五年(一九一六年),暑期中在东京与安那相识,发生恋爱。作长期之日文通信并开始写新诗(《残月黄金梳》及《死的诱惑》等为此时之作)。读歌德之作品。十二月迎安那至冈山同居。”(郭沫若:《五十简谱》,《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0页)
删除“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页)
删除“我便把我一九一八年在冈山时做的几首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了去。这次的投机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陶醉。这便给与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页)
删除《死的诱惑》末尾注:“这是我最早的诗,大概是一九一八年初夏作的。”(《沫若诗集》,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第167页)《Venus》:“一九一九年间作。”(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新月与白云》:“一九一九年夏秋之间作。”(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页)《别离》:“一九一九年,三四月间作。”(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
删除《女神》初版本诗后并未标注时间,详见蔡震编《〈女神〉及佚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删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删除郭沫若:《潮汐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482—483页。
删除郭沫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郭平英、秦川编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删除详情见蔡震《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附录一《关于〈樱花书简〉的正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删除更多举证和分析详见本人硕士论文《郭沫若〈樱花书简〉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2年。
删除当然,不排除郭沫若用其他语言载体来进行诗歌创作,日语、德语、英语等外语的学习使郭沫若有语法、句法以及词汇等现代语言因素的储备,有过作新诗的酝酿和尝试,但客观的说,这些酝酿和尝试的语言载体多是外语,如“《辛夷集》的序”便是1916年用英文写就而后又翻译成汉语的。这种形式的创作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普遍存在,可视为某种形式的“潜在写作”,此种“潜在写作”用来作文学史判定显然值得商榷。
删除秦牧编著:《中华家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82页。
删除郭沫若再次回到故乡是在1939年2月底,距其离乡已有26年,距他写这封家信也有23年之久。
删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
删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
删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页。
删除徐志摩:《坏诗·假诗·形似诗》,《努力周报》第51期,1923年5月6日。
删除郭沫若:《海外归鸿·第一信》,上海《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第1卷第1期。
删除郭沫若:《沫若诗集》,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版,第286页。
删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106页。
删除陈福康:《创造社元老与泰东图书局——关于赵南公1921年日记的研究报告》,《中华文学史料》第一辑,百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删除陈福康:《创造社元老与泰东图书局——关于赵南公1921年日记的研究报告》,《中华文学史料》第一辑,百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5页。
删除有关创造社成立时间的考证,可参阅陈福康《再谈创造社的成立时间》、郑延顺《创造社成立的准确时间》、朱寿桐《日本博多湾风物与郭沫若研究的几个间题》等文。
删除龚继民、方仁念编:《郭沫若年谱1892—1978》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删除“六月一日雨寒这天早晨上了一堂。九时,沫若来学校找我,便回家了。沫若此次由上海回福冈,由京都赴东京访友,并商议杂志丛书事。”“六月二日雨寒早饭后和希贤、沫若同赴白川希贤寓所。”“六月三日雨止阴寒早赴希贤处会沫若。”见《郑伯奇日记选载1921年6月1日—6月30日》,《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
删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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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
删除王富仁:《审美追求的瞀乱与失措——二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删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删除详见康白情《新诗的我见》(1920年3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刘大白《再答胡怀琛先生》(1921年4月7日《民国日报·觉悟》)、周作人《诗的方便》(1924年3月28日《民国日报·觉悟》)等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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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郭沫若、陈毅同志关于诗的信》,《诗刊》1997年第1期。
删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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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伊沙:《抛开历史我不读——郭沫若批判》,《十诗人批判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