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话语体系构建问题。学者们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迫切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绝不能自说自话，更不能走自己的路说别人的话。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需要理论界学术界长期的扎实的不懈努力。学科话语体系构建包含学科建设过程中概念、范畴、理论构建的独有化，也包括学科建设结果的大众化。为此，应该吸取其他学科在构建自己话语体系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既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又要避免学科画地为牢、自我封闭。
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的大众化问题。学术界早在学科正式确立之初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2015年更多中青年学者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他们中的很多人结合大众传播学理论，从新媒体、大数据等新视角探讨如何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问题。有学者认为，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媒介产品，以独特的手段与信息资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同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面临网络话语差异消解大众认同感、不良信息滋生干扰等挑战。学者们认为，网络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切实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实效性，必须建立相应的传播机制，包括契合需求转换传播话语机制、聚焦重点完善动力机制、及时反馈建立效果评价机制，以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机制的不断完善。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视野和方法的转变，处理好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历史视野和现实视野。要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放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图景中加以探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态及其特征。还要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20世纪中国思想的背景中，通过考察它与中国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之间的论争、互动、交流与融合，多层面地展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2015年，学术界继续从全球化、思想史等更开阔的视野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有的学者从视野、论域和方法等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问题，虽然论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问题，但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方法。学者们一致认为，本学科需要继续开阔视野、多维度思考、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用研究和服务社会问题。应用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而言，就是要研究本学科在社会中的应用和实践效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初，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我国智库建设迈上了快速发展轨道。智库建设的快速发展，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发展。如，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率先启动11个专业智库，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互为依托。
学科建设与学术期刊相互支撑、相互促进。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创办了一批与学科建设密切相关的学术期刊，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邓小平研究》《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等。
2.学术成果
2015年，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历史起点、历史过程等）、内涵和实质、经验和规律、研究方法、研究主体等基本问题，尤其是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发表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代表作品。
经中国知网检索，截至2015年12月，本年度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包括博硕士论文）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的文献数量为692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文献共有1457篇；篇名含“毛泽东”的论文共计2198篇，篇名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497篇；含有“邓小平理论”的有144篇；含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3篇；含有“科学发展观”的有273篇；含有“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有65篇（含有“习近平”的有5760篇），含有“中国道路”的有858篇。
经国家图书馆中文普通图书检索，截至2015年12月，本年度国内出版的图书中，正题名中含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词的约有39种，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的有112种，含有“毛泽东”一词的有150种，含有“邓小平”一词的有31种，含有“江泽民”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1种，含有“胡锦涛”或“科学发展观”的有9种，含有“习近平”一词的有39种。
如果将那些篇名、主题和题名没有体现但具体内容有所涉及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考虑在内，则实际研究内容会更加丰富，文献数量也会更多。总体看，更多成果集中于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成果比前几年有所减少。
3.学术活动
2015年，国内学术界举办了多次理论研讨会，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下。
——4月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承办的“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以“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位专家学者或从人类发展视野角度，或从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双重维度，或从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当代价值层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6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山东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二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论坛”在济南召开。会议以“‘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为主题，国内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7月20日，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和辽宁省委党校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坛”在沈阳举行，论坛的主题是“四个全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来自全国党校系统、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论坛围绕“四个全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四个全面”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关系、“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的关系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交流。
——9月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社会科学院、党校和高校等教学研究机构的专家以及党建工作者140多人参加了大会。
——9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山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第二十届年会暨理论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会议主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发展与新型智库建设”。来自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及部分城市社会科学院和高校的代表130多人参加会议。
——10月10—11日，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发展”，其宗旨是直面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研究和分享中国经验，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传播与发展，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400余位中外学者与会。
——10月16—17日，教育部社科中心和山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讨会暨第五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论坛”在济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80余名专家学者和40多名博士生参会。这次会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推进会，全国80余所高校承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项任务的课题负责人参加会议。
——10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曲阜师范大学共同举办的“第六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在山东省日照市召开。论坛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百余位学者参加此次论坛。
——11月27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单位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2015”在北京召开，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四个全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论坛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四个全面”统领下的五个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来自全国高校、党校等单位的26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
——12月5—6日，由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就马克思主义前沿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点学科建设情况
201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部组织领导下，在学科带头人金民卿研究员带领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在学术研究、科研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参与创新工程及完成课题情况
本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有10余人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以金民卿为首席研究员主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以赵智奎为首席研究员主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以龚云为首席研究员主持的“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等创新工程项目顺利结项。此外，学科成员承担及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和一般课题各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项，承担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1项、重点课题2项，参与社科院国情调研课题和委托课题共4项。
2.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努力扩大学科的影响
4月11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负责承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毛泽东思想论坛”。10月15—19日，在日本东京举办第四届中日社会主义学者论坛：“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10月25日，在山东召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第六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这些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以及人民网、光明网等国内网站作了相关报道。此外，学科成员积极参加各种国内外学术会议，提交论文并作会议发言。
3.支持学科成员作学术报告，搭建培养学科青年人才的平台
学科在平时课题研究中，安排老、中、青学者结合，鼓励青年学者积极参与各种课题研究。将青年学者学习经典著作和举办学术讲座制度化，加快青年科研人员成长的步伐。2015年度，学科成员先后作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等方面的学术报告。学科成员还先后应约为北京、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党政机关、高校等单位作党的十八大精神、全国两会精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等方面的辅导报告。
4.继续推进学科建设“走下去、走出去”，参与国情调研和国际学术交流
学科成员赴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参加第二届“中国道路”欧洲论坛；赴日本进行学术访问，并参加第四届“中日社会主义学者论坛”；赴安徽调研土地流转等农村全面深化改革情况；赴新疆调研宗教事务管理情况。学科成员还接受了光明网、中国社科网等媒体采访。
5.发表高质量研究成果，发挥好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
2015年，学科共有4部专著出版。包括金民卿的《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之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与全面深化改革》，赵智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文版、英文版），龚云的《毛泽东与人民》等。在《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旗文稿》等有较大影响的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另有调研报告、访谈文章、学术资料10余篇（卷）。此外，学科成员参与著作多部。其中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主义文摘》等转载。金民卿在《毛泽东思想研究》发表的《毛泽东是1975年整顿的首倡者、推动者和终结者——关于毛泽东与1975年的全面整顿关系的思考》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演变的反思与展望》，龚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发表的《谁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贺新元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阶级斗争理论没有丢，也不能丢》，陈志刚在《浙江社会科学》发表的《现代性批判：权力和资本的不同视角——福柯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比较》，朱继东在《红旗文稿》发表的《苏联亡党亡国过程中的几次法治改革陷阱及警示》等，影响较大。此外，学科成员在中国社科院要报《思想理论动态》等发表文章多篇。
二 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2015年，国内理论界继续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线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题，从不同角度和视野深入研究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的研究，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这一研究领域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重要历史节点以及发展过程的研究。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师吉金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分期要综合考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0年共产党组织出现到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之前，这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要理论形态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至今，这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形态的时期[※注]。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世飞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问题，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成为科学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逻辑起点，应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文章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著名论断为标志。要在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逻辑起点的概念基础上，结合历史起点的概念来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是一致的，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问题，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理论界十分关注的学术前沿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化与被化”“结合”“融（契）合”“批判继承、能动选择、扬弃提升”“哲学形态与哲学新形态构建”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建宁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作为西方的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就要由西方形态变为东方形态，由欧洲形态变为亚洲形态，由德国形态变为中国形态，即和中国社会、中国实践、中国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其关键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生动体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性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要求。它是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的战略思想、战略部署和战略布局，是治国理政的总方略，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思想精髓。要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注]北京师范大学杨耕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使其中的理论要素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历史规律的重复性是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中实现的。[※注]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引向深入，还要贯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实践，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的逻辑出发，坚持正确的立场，掌握科学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金民卿研究员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也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实践要求，是理论与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着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发展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等内在张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内在理论依据，即理论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国近代社会的危机演变和思想裂变，改造中国的实践任务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需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即实践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两种可能性和必要性通过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等历史事件转化为现实必然性。十月革命架起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桥梁，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奠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要素之间的互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由此展开。[※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和新视角。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概念、研究的必要性、构建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熙国教授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要把握三个原则：一是源于实践，讲真故事。要从特殊性当中发现普遍性，讲好中国故事。二是正道而行，不绕着走。最高的道、最高深的理论应该是最简约、最明白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入耳入心入脑，关键是用现实来激活理论。三是不忘本来，综合创新。学术话语体系创新不能离开传统文化，这是“本”。综合创新就是要用哲学、法学、经济学等各种不同的学科来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注]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认为，不要抽象地争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尤其是非历史主义地争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高下优劣抑扬褒贬。一个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指导，另一个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反对蔑视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得到思想资源、智慧和启发，但也要防止以高扬传统文化为旗帜，反对马克思主义、拒斥西方先进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注]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林国标教授认为，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视域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就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如何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来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具体对策是：将意识形态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别对应于国家、社会与个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三个层面上各有自己的优长，如果把传统文化中相关层面的话语资源，特别是有关中华传统价值观话语资源分别进行新的阐释或现代转化，整合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去，无疑可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认同，同时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功能。[※注]辽宁大学房广顺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更来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价值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品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二者契合的决定性因素。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契合，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要坚定不移地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三位一体”的，是同一个过程的密切联系的三个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学问，更是改造世界的学问，从本质上来讲是属于人民群众的哲学。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那些体现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讲话，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做出了准确、生动而又带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梳理和解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现实做出了深刻而令人信服的分析，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总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充分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优秀成果表达了明确而自信的态度，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爱华教授认为，增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实质要求所在。增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准则；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要务；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应然基点；要以人民利益为基准践行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旨归。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真正“化”得实、“化”得好。[※注]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迁、教授邓淑华认为，理论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理论宣传教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机统一，构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实现党的自觉自信与人民大众的自觉自信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功能。实现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目的。[※注]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凌小流副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的新问题实质上是传播运行模式的合理运用问题。需要采取融合新媒体和传统媒介，打造线上线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媒介统一战线；增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队伍与传播媒介队伍的对话与合作；加强传播媒介的监督和管理；协同发挥新媒介与多媒体优势等举措，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协同创新。[※注]
（二）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5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毛泽东寻乌调查85周年。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继续系统性地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剖析毛泽东思想的体系结构，阐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卓越贡献；同时，重点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及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若干问题上深入研讨。
1.深入探讨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
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者、先行者和奠基者，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开创性探索，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15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以“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主题，《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作主旨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邓纯东，北京大学的沙健孙教授、梁柱教授等专家作大会发言。李捷从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三大梦想、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三个方面，指出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在当今时代仍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沙健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其开创和发展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领导时期党的历史是分不开的。梁柱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三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邓纯东表示，我们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不割裂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内在联系，坚决抵制和批判以否定党的历史、党的领袖，包括歪曲党的历史文献、党的指导思想为内容的历史虚无主义。
梁柱教授指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毛泽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前提。在新时期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含义就包含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主题，这表现了毛泽东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统一的一个重要特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连接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注]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认为，《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从三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可以说，毛泽东那一代人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作了理论准备，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对毛泽东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注]
金民卿研究员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思想大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历史元勋，在发展主体培育、本质内涵分析、根本原则揭示、科学方法制定等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和开拓作出了独创性贡献；他创造性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一次伟大结合并开启了第二次伟大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者、道路开拓者、实践先行者。[※注]
此外，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仝华教授等就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朱继东副研究员就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中突出强调的三大特性及其当代启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戴立兴副研究员就毛泽东人民观主要内容及其启示意义[※注]，等等，均出版著作或发表文章进行了研究阐述。
2.继续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与重视，引发了学界对这一论题的再认识和再思考。
梁柱指出，毛泽东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重要思想，不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资源，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识别和抵制诸如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以及“儒化中国”的复古主义等错误思潮，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注]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欧阳雪梅研究员认为，毛泽东毕生重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应当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使之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他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把握和吸纳，是成功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与基础。他注意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治国理政的智慧。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挖掘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放在第二位，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有关。应该吸取他晚年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放松警惕的教训[※注]。
教育部原社科司司长、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杨瑞森教授指出，毛泽东对弘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贡献在于：创造性继承、弘扬、发展和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紧密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事业的胜利发展。[※注]
此外，有学者对近年来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进行了述评，认为关于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是中共党史及当代思想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自1951年相关的研究面世以来，有关此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其中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等是该研究领域的热点。已有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各方面的研究，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注]
3.研究毛泽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作出的卓越贡献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者们纷纷撰文，深切缅怀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战略思想和作出的卓越贡献。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实施了正确的战略领导，可谓是居窑洞之侧，观天下之变，谋战略之策，指抗战之路，取胜利之势，实际担负起了他自己在战前说的“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责。强化战略思维，善做战略谋划，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体会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战略领导，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更坚定地相信，在走向未来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战略领导将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提出，毛泽东在抗战中提出的思想理论和战略策略对于抗战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坚持全民族抗战，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最广泛的民族精神基础；创造性地提出持久战理论，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最深刻的科学理论基础；将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坚持广泛而又持久的人民游击战争，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最坚实的军事斗争基础；正确把握两国三方（中日两国、国共日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为坚持国共合作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最富远见的政治谋略基础。[※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曹应旺研究员认为，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如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问题，毛泽东论述了战略上“以一当十”和战术上“以十当一”及其相互关系，提出并研究了人民战争战略、持久战战略、游击战争战略，以及战略预见和战略转变等重大战略问题，分析了由战术到战略的方法及具体战术，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注]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夏燕月出版《毛泽东与中国抗战》一书，用详尽的史实呈现了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抗战进程中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伟大贡献。[※注]
4.坚决回击攻击、抹黑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期间和毛泽东逝世39周年之际，针对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特别是网上所谓“公知”的抹黑言论，学界和网友进行了立场鲜明的反击。
《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撰文指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密不可分。历史是人民写的，公道自在人心。尽管各种“非毛化”言论不绝于耳，但不可能抹杀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可能撼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坐标，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坐标，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的坐标，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坐标，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坐标，这五大坐标来审视，毛泽东都是一位对国家、民族、人民作出巨大历史性贡献的英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现在和将来都会永远铭记在心。[※注]
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谢静宜撰写《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记述了作者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的回忆，通过一件件亲身经历的往事，展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风采、睿智，具有较强的史料研究价值，也击碎了一些曾在一定范围内流传的不实传言。
直接、集中攻击共产党的领袖是敌对势力惯用手段，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中，历史虚无主义者把矛头主要对准了领袖人物毛泽东，大肆抹黑、丑化毛泽东。如有人造谣称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日本有“密约”，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抄袭蒋百里的《国防论》、陈诚《持久抗战论》，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专门举办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历史虚无主义研讨会，邀请梁柱、刘书林、朱继东、祝念峰、李方祥等专家学者深入展开研讨，并分别写成论文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11期上作为封面专题特别推出，对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攻击、抹黑毛泽东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应坚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学术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应秉持的历史观、研究视角、基本取向等重要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深入分析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涵，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回答了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他指出：用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理论来看，发现时代并没有过逝，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过世，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前进于世界历史大道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选择。[※注]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指出，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这个根本上加以学习，对“四个全面”才能理解得更深透、落实得更有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把握现阶段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必须正确认识物质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敢于面对矛盾，及时化解矛盾；必须坚持全局观，同时把握重点，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反对形而上学；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全面准确理解、正确运用生产力标准；必须不断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动社会发展，着力解决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新问题；必须注重全面性要求，不能单打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积极推动理论创新。[※注]
从基本取向和研究视角出发，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阐明：当前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出现了“变”与“不变”的双重现象。社会主义研究，必须打破孤立的、静止的、割裂的、就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的研究状况，从上述变化中的研究实际和研究需求出发，拓展自己的研究视角，重构研究的时空观，从而在打通中国与世界、打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基点上，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竞争、合作、借鉴的基点上，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基点上，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通过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我们既可以找到社会主义研究理论创新的突破口，也可以充分发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难点问题的指导作用。[※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科的一项基础理论研究，始终是学科研究的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学术界近30年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秦宣教授分析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几种不同认识，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均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中国共产党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也将继续围绕这一主题。[※注]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韩庆祥教授着重从理论化、系统化和大众化层面，进一步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基本原理等方面进行研究。他运用抽象概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研究方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量的概念、论断、观点等理论成果以及政策、措施中，挖掘、分析、提炼出具有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高度抽象性、逻辑性的基本原理。[※注]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贾建芳教授认为，以问题为导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有助于强化对“主义”的认识，并超越各种极端的社会思潮，从而利用一切有益的现代文明成果来解决中国问题。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前提是明确“中国问题”，包括总问题及其派生的大中小问题。不同时期的问题有别，解决问题的主张有异，因而就形成不同的理论和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就是在不断解答“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围绕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主题展开的思想逻辑体系。所谓“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就是讲清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价值取向和价值观、总体布局、根本保障、内在机制、世界眼光和对外战略、核心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主张。这套话语体系在国内外有没有力量和话语权，关键要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展和成就。[※注]
在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活跃的背景下，各种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非议和挑衅随之而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龚云研究员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批驳了“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公有或私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界限”等错误观点，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一百多年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注]
3.厘清意识形态领域关于邓小平理论的误读
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争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科研究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一些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厘清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冯虞章阐述了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如何看待现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的概括，深刻揭示这种斗争的实质是围绕着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进行的；既涵盖了平常时期斗争的内容和实质，又涵盖了某种条件下矛盾激化时期斗争的内容和实质，直接指明了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要认识这种斗争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回顾邓小平对于现阶段阶级斗争认识的深化，把握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对于澄清有关的思想混乱，加强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注]
天津社会科学院张景荣研究员针对当前微信帖中几种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先富共富的辩证统一；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前最大的实际。我们要历史地完整地把握邓小平理论，不能割断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不能割裂邓小平理论各个基本理论观点之间，以及基本观点各种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唯有如此，才能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真谛。[※注]
浙江省社科联原主席、党组书记雷云针对社会上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歧见、疑惑和误读，指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核心，是全部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基础，是对我们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内涵认识的重要修正和深化，也是邓小平理论正式成为一个科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标志。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观的缺陷，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很大深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不等于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本质论未列入公有制，不等于否定或排除了公有制；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与现行政策允许剥削并无矛盾；新党章没有写上社会主义本质论，也并不意味着不再坚持这一理论。[※注]
4.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突出主题，是贯穿系列重要讲话的一条红线。2015年学术界进行了探讨，发表了一些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关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包心鉴教授认为，这突出体现在：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进一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价值坐标；把提升制度现代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一步强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制度支撑；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进一步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法治基石；把凸显制度治党、优化政治生态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关键环节，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政治保障。这四大战略，相互促进、整体实施、成效卓著，集中展示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方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优化治国理政重要思想。[※注]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原主任严书翰教授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注]李捷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最具创新性的理论成果之一。它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线有了全面协调推进的战略总框架和战略总抓手；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考察视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
（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
2015年，国内外理论界学术界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非常重视，形成研究热点。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全文搜索，可以检索到2015年度的相关文章45000多篇。2014年度是45000多篇、2013年度是13000多篇，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主题搜索，可以检索到2015年度的相关文章3800多篇，相关研究在2015年达到一个新高峰。相关研究成果不仅有全面梳理的学习研究文章，也有从某一领域深入探讨的理论文章，还有一批相关的研究课题、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并且有系列书籍出版，推动着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研究不断深入。但是，真正优秀的成果不是很多，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研究的文章较多，这些文章大都从整体上进行学习和把握，视野开阔、研究全面，一些优秀文章解读深入、深刻，产生较大影响。其中有王伟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的《深入践行“三严三实”奋力推进“四个全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金的《思想纲领 行动指南——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党校严书翰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北京交通大学韩振峰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内在逻辑》，重庆行政学院张新华的《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的基本遵循——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山西省委李高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贾桂梓的《当代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体会》等。
《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刊发的王伟光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最具代表性。他在文章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新起点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党在新起点新阶段团结全党、统一全党，开展伟大斗争，继而赢得伟大胜利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科学地观察、分析、判断和把握国际复杂形势、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是顺应世界历史时代潮流的理论应答，同时鞭辟入里地分析国内形势，科学把握发展规律，顺国内发展大势而为，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指南。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全面阐发和丰富了党的十八大精神，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的科学论述，是全面阐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通篇贯穿了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一条红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贯穿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我们树立了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典范。
《理论探索》2015年第2期刊发的李高山、贾桂梓在《当代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体会》则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当代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融会贯通，形成了我们党和国家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形成了我们党、国家、民族共同的思想文化；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优秀文化融会贯通，开辟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和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通道；将理论形态与现实实践融会贯通，使科学理论直接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和根本主题，中央党校韩庆祥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把“为人民担当”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这是贯穿于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之中的灵魂；根本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为人民担当的内在要求。[※注]《光明日报》2015年12月7日发表韩振峰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内在逻辑》一文，提出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内在逻辑：一条主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个价值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治国理政的战略重点；五大发展理念——治国理政的思想指南。
关于“四个全面”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贺新元研究员认为，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发展要求与关键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让实现中国梦的领导核心更加坚强。这四个方面从发展、改革、法治、治党“四维”上勾绘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未来图景。[※注]关于“四个全面”的现实意义，韩振峰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体现了我们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开辟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注]
2.专注于某一方面进行研究，从不同角度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文章，与那些全面研究的文章形成互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的《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统领党史工作》，时任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景俊海的《中国梦：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主线》，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的《以忠诚、干净、担当的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党校韩庆祥的《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和根本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朱继东的《“政治新常态”视角下改与不改的辩证统一》，济南大学包心鉴的《优化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南京大学徐荣的《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探析——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河南大学欧健的《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国家行政学院张占斌的《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发展思想论析》，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李杰的《习近平基层党建思想的理论特征分析》，广西大学王磊和肖安宝的《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探论》以及山东大学张士海、王国龙的《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等比较有代表性。《前线》杂志连续推出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体会的系列理论文章100篇。《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刊发欧健的《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严治党理论的基础上，渐次形成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发展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在思想建设方面，强调理想信念教育，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之“钙”；在组织建设方面，强调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作风建设方面，坚决反对“四风”，净化党的政治生态；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在制度建设方面：坚持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体现了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科学指南。《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6期发表韩庆祥的《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和根本主题》则提出，习近平总书记把“为人民担当”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这是贯穿于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之中的灵魂；根本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为人民担当的内在要求。《理论导刊》2015年第12期刊发王磊、肖安宝的《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探论》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论断，在继承弘扬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汲取借鉴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以及反思中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其主要内容包含四重视域，即促进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二维和谐的主题视域；普惠民生生态福祉的民本视域；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视域；利用生态制度和生态红线保护环境的路径视域。
3.一些相关的研究课题、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聚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推动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系统，产生了一批有深度的理论成果。2015年6月公布的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名单中有《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改革方法论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战略思维研究》等；2015年7月公布的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立项名单中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思想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治疆方略与新疆长治久安研究》等；2015年6月公布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八批特别资助项目中，有《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及其理论创新》等相关项目。这些项目将大大推进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研究。此外，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中也有一部分主题聚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从意识形态、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等领域展开深入研究。
4.一系列相关书籍聚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梳理、解读，推动更多人关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也吸引着更多人加入研究行列中来。其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的专著《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中国文明基体论的延续》，提出习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是从中华文明基体论出发，以改革为方法、以公正价值为导向，努力将制度体系与治理能力相适应，使以民主集中制为内核的中国模式更有竞争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至少包括了中国文明基体论的认识论、以改革为方法的方法论、以公正为导向的价值论、以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相协调的制度论、以中国模式为宗旨的目的论。连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中介机制是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集中制，再好看的治理体系都不可能转化为治理能力。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罗志军主编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丛书》，包括《总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5本，丛书紧扣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系统研究“四个全面”的理论缘起、科学内涵、逻辑结构、现实根据、哲学基础、理论创新、实践指向和未来展望等。该丛书注重强调政治性、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广泛吸收借鉴国内该研究领域最新成果和观点，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创新性和实践特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共分6个专题，收入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日至2015年9月3日期间的讲话、报告、批示、指示等11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总之，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学习和研究在2015年已经逐渐进入高潮。
三 学科建设有待进一步发展的几个问题
经过10年的努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地位已经确立。学术界在学科对象、学科性质、研究范畴、研究体系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毕竟建设时间还不很长，仍有少数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明确，存在的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加强和矫正。
（一）学科研究和建设涉及的问题和内容繁多，如何从其中整理、归纳出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还需要学术界继续探讨，以达成基本共识。本学科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哪些是基本问题、哪些是具体问题、哪些是具体观点、哪些是主干部分、哪些是枝节部分，目前学术界还缺少科学而细致的分析、分类和逻辑加工。换言之，本学科还尚未形成科学、清晰的逻辑架构。《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这可以看作对学科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的原则性规定。它只是明确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但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也应像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它所属的其他二级学科一样，对学科研究的基本问题达成共识。从已有的成果看，很少有文章或著作直接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中哪些是基本问题、哪些不是基本问题。学术界在这一方面需要达成共识。
（二）进一步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个重点，仍然是学科研究和建设需要重视的问题。
2015年本学科研究的精力和成果更多地集中在两个方面——毛泽东思想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早在2005年学科设立之初，《通知》就明确了它将“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重点”。显然，这个“重点”从时间上看，主要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理论和实践。从研究对象上看，不仅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进展——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还要研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不仅要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还要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今后应该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贯通研究和整体性研究，还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研究。
（三）仍然需要处理好学术性与政治性、民族性和世界性、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关系。这是本学科研究和建设中的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它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意识形态性（政治性）。在学科建设过程中，要把政治性和学术性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统一的开放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首先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要把它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统一起来。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过程“钻文本”的现象比较普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真“本本主义”和“反对本本主义”的较量，重大实践和理论进展往往是在突破文本的“条条框框”中实现。所以，既要重视文本研究，更要关注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四）学科在应用研究和服务社会方面，需要加大力度。学科的本质含义就是学术分类，学术的要义在于研究客观世界的知识，发现真理并用真理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梁启超先生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注]从10余年的研究和建设情况看，本学科存在注重“学”而忽视“术”的现象。学科研究和建设如果没有“术”的研究，缺乏应用研究部分，不仅会使它失去其作为一个学科的完整性，也会大大削弱其存在的必要性。
应用研究作为学科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具体讲，就是要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中国社会实际中的运用及其发展规律。理论研究归根到底是问题研究，相对于其他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因而具有更为强大的理论支撑功能和更为直接的咨询功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及由此产生的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进行理论诠释和普及化宣传，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用性研究课题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尤其应当注重研究社会实践中提出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注重研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发展中提出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力求给予中肯的分析和科学的说明，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理论支持。
本学科研究还存在一些“短板”。如，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领导核心思想的研究，但对“集体智慧”的研究不太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讲清楚，等等。客观地说，学科研究和建设中存在“短板”现象是正常和暂时的，有待于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中逐步解决。
（供稿：陈亚联、王佳菲、彭海红、朱继东）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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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吉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分期的思考》，《探索》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