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价值的评价既包括历史定位的评价，也包括道德评价。当然重点应该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评价，即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起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当然，历史也不能完全排除道德评价。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不能拘于小节而无视大节，或者说苛求私德而忘却公德。当一种品质对历史事件产生影响时，历史学家才会对他的这一性格发生兴趣。历史学家不应关心与历史事件无关的私德，可当他们的残忍和暴虐与反历史的罪行结合在一起时，道德评价则是正当的，是清算罪行的一部分。
（供稿：任洁）
【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要点“扼要的阐述”——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田心铭《红旗文稿》2015年第5期
马克思运用“生产关系”概念提出并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范畴。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因为在它上面竖立着上层建筑，所以称为经济基础；而所谓上层建筑，就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设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
这样，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四个范畴都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得到了说明，而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也被清晰地勾画出来了：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了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有了这样的认识，就可以在科学地把握人类社会整体的基础上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构成社会的各种因素在相互作用中推动社会发展，各种因素都起着自己的作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呢？这是社会历史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序言》回答了这个问题：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对这一思想做了通俗而透彻的阐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注]旧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总是从人们的头脑中，或从社会之外的神秘力量去寻找历史变迁的终极原因，所以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确立的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告诉我们，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都应该从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去理解。这个原理为科学地研究社会历史奠定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如恩格斯所说，它“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注]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使全部哲学区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标准。
马克思确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从根本上划清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标志着在整个世界观史上实现了变革。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们以一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所以生产力一直是在生产关系中运动的。随着人们需要的变化和生产的发展，生产力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它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不断发展着的生产力必然同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矛盾。适应一定阶段生产力的需要而形成的生产关系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到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它的性质和发展要求时，生产关系就会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严重阻碍生产力的桎梏。这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供稿：夏一璞）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何中华《学习月刊》2015年第7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历史轨迹和历史命运。在参与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仅融入了中国的本土文化，而且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新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互诠互释的契合过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关系，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不同侧面加以概括。
一 拯救意识
马克思主义以人类的历史解放为自己的终极旨趣加以确认并孜孜以求。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同样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这种诉求乃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得到认同的深层文化心理原因。
二 强调实践
马克思把自己建立的新哲学叫作“实践的唯物主义”，他特别突出地强调实践的本质地位和前提意义。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者”和“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看成同义词。中国传统文化也特别强调“践履”的功夫。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之道，要求“内圣”只有落实到“外王”才有意义和价值。对于实践的推崇这一共同立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在根本旨趣上的契合。
三 人民本位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由人本学立场到人民群众主体性地位之确认的深化。它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个由“人本”到“民本”的过渡。毛泽东充分地看到并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地位，他提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毛泽东的这种人民本位思想，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人民主体论立场，也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论观念。
四 道法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其主干的儒道两家，都有其显著的自然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不仅以承认并尊重历史的客观逻辑为其基本立场，而且以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最后解决为终极目标。同时，它还认为自然界不过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种对人与自然及其关系所做的宏阔理解，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和一致性。
五 辩证思维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哲学，将其思辨的辩证法改造成为实践的辩证法，它的根基就在于人的存在本身的辩证性质。在马克思那里，分工、私有制所造成的阶级关系及其极化，以及阶级关系的实际地超越，成为辩证法的历史表征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遂成为“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辩证法内核的中国式完整表述。
六 知行合一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知行合一”，讲求“实事求是”，讲究“经世致用”。鄙视凌空蹈虚、反对坐而论道，重视起而施行、主张文德武功，乃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和取向。这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也不谋而合。
七 真善融合
马克思主义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逻辑，但是，历史过程本身又是由怀有各自目的的个人通过自己的自觉活动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真与善的统一。其实，中国古代的历史观也是集“求真”与“求善”于一身的。
（供稿：任洁）
【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郭建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艾思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开创性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第一”。
一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成功范例。哲学的大众化，是艾思奇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也是他毕生的追求。
二是艾思奇第一次提出了哲学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和命题。艾思奇不仅最早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也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的贡献都是开创性的。
三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通用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党的基本功和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武装群众，为人民大众接受与把握。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一直高度重视与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大众哲学》《通俗哲学》《新大众哲学》的三部曲。
这三部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标志性成果，分别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1936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奠基之作，适应了抗战实践的需要。1982年韩树英的《通俗哲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2014年王伟光主编的《新大众哲学》，则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形势下的哲学思考。这三部曲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重视，深刻体现了中国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自觉与执着。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核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中国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时代任务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的“三化”中核心是中国化，如果说中国化是体，时代化、大众化则是两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而时代化、大众化既是为中国化服务的，也是中国化题中应有之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实践维度。面对着市场经济、改革开放，面对着全球化、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面对着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多样化的价值判断，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我们应当以问题为导向，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基本问题的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研究，网络条件下政治发展的研究，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研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哲学武装与引领。二是文化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要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且要和中国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并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意义和文化意蕴。
（供稿：夏一璞）
【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史论——关于习近平社会主义发展史论述的学习笔记】严书翰《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1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涉及我国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论述，是极其重要的。它关系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又朝着什么目标而去。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循着习近平论述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本思路和史论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实际上是一部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史论。这表明我们党正在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彩篇章，这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的重要贡献，必将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初，经过大约300年发展，到19世纪出现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对未来社会提出了某些有价值的猜想和积极主张，启发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
19世纪30—40年代，正当空想社会主义江河日下的时候，欧洲资本主义在发展，无产阶级政治运动在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自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在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解放全人类锻造了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基本原理和实现条件，形成了完备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社会，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恩格斯在回答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时明确指出，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注]。当然，无产阶级的解放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条件，而科学社会主义，则着重研究其实现的政治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心开始从德国转移到俄国。这是由当时俄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即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国际环境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三大矛盾激化了，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些国家成为实践问题；国内环境是，俄国国内各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工人运动已经兴起，俄国正孕育一场革命风暴。在这个社会大变动时代，俄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这就是列宁。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在实践中探索和总结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列宁主义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取得了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供稿：夏一璞）
【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自我理解】胡大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5期
第二国际之后，人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自我理解上，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分歧，甚至对立。由此，绕过恩格斯来理解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这极大地影响了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认知。对立论也遭到了来自不同立场的批判，不过，许多回应却无意识地分享了论战对象设置的前提，这使得进一步讨论成为必要。实际上，所有试图绕过恩格斯而直接达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动向，都包含着一个无意识的政治企图：试图消除工人运动或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从而拯救理论。对欧洲左派来说，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应该为革命的失败（恩格斯被认为是指导现实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之奠基者）负责；对于右派来说，正是革命败坏了原本美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现代性弊端进行抗议的人道主义学说）。然而，这正是需要我们真正反思的问题，如果不能在与无产阶级解放实践的结合中发展自身，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通过反思恩格斯之马克思主义自我理解，我们把这个命题重新提到当代理论的前沿。
在马克思主义自我认知和定义中，恩格斯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这涉及两位创始人之间的工作分工以及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独特历史形势。从《论住宅问题》以住宅这样的具体社会问题入手阐明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主张并反思巴黎公社失败之指导思想上的原因，揭示蒲鲁东主义之误，公开打出“科学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到1877年系统地批判杜林主义思潮，最后形成《反杜林论》，完整地描述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基本主张，从而确立“三大组成部分和三大来源”之说，再到以关于同盟史的回忆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从历史和逻辑角度阐明马克思主义之形成过程及其科学底蕴，最后是系统地出版马克思的文献（这个计划并没有完成），加上大量的通信对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进行澄清，我们看到，恩格斯的工作重心始终是基于工人运动的现实来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两位创始人之间的工作分工使得恩格斯主导着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解释，而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则始终紧扣无产阶级革命实际。恩格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前提，也决定了他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特点：不仅具有显著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始终通俗易懂。
恩格斯不是书斋哲学家，并非按照某种体系在书房里思考世界的规律。与马克思一样，他首先是革命家，当他通过新的历史观理解了现代世界历史运动的大势，便义无反顾地面向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进行思考并通过理论实践推进革命实践的深入。在这一过程中，实践语境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之主题和表述方式，或许我们可以因为没有达及完美而遗憾，但绝不能轻易地怀疑他的理论道路是错误的。正是通过这种道路，恩格斯与马克思一道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草稿中，他与马克思两人写道：“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注]恩格斯更集中地代表了这一哲学道路，如果把恩格斯的道路堵死，不难设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会丧失那种人间才有的生动气象。
（供稿：夏一璞）
【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突破点、着力点和创新点】郝立忠《东岳论丛》2015年第9期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理论基础。但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和对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儒学热”和“西方中心主义”两个方面的挑战，其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判断当前中国哲学发展的现状，厘清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突破点、着力点和创新点，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更为迫切。
一 当前中国哲学发展的现状
当前中国哲学的发展现状，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二是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有着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三足鼎立”，并不是绝对的三分天下。在三者之中，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对全体中国人民影响最大的一种哲学形态。中国古代哲学和现当代西方哲学，更多地是属于“学院哲学”，其影响也主要局限于高校和学术机构的范围内。
二 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遇到的主要障碍
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遇到的主要障碍，表面上看是中国古代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而从本质上看则是形而上学思潮的死灰复燃。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反辩证法思潮。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和平崛起”“和谐发展”的理念被普遍接受，一些人便随波逐流，片面强调“和平”和“和谐”，否定“矛盾”和“斗争”，否定“矛盾辩证法”，甚至进一步否定整个的辩证法，污蔑辩证法是“变戏法”。
2.全盘西化思潮。全盘西化思潮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于反对儒家思想的统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种思想既不考虑基本国情，也不考虑时代特点，一味主张生搬硬套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教条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干扰作用，危害性极大，必须对其保持高度的警惕。
3.文化复古主义思潮。在当今的“国学热”和“儒学热”当中，一些“儒学家”打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厚古薄今，否定五四运动，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这种复古主义思维在作祟。它对于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巩固我们的思想阵地，对于巩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严重的干扰作用，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突破点、着力点和创新点
寻求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突破点、着力点和创新点，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针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遇到的主要障碍，提出相应的具体措施：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理论基础；把加强哲学形态学研究作为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突破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凝练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着力点；在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中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和创新点；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动力。
总之，要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突破点、着力点和创新点，既不能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著作中去寻找，也不能从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著作中去寻找，而应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寻找，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态全面发展的需要中去寻找。只有这样，中国哲学才能走出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真正的世界哲学、人民哲学。
（供稿：任洁）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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