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继续发掘孟津县朱仓M722东汉陵园遗址。初步确定朱仓M722陵主为顺帝宪陵，1号台基为“石殿”、2号台基为“寝殿”、3号台基与1号院落为“园省”、2号院落为“园寺吏舍”局部，在3号台基南侧外围还发现有动物祭祀坑等。发掘1号台基东部的内陵园东门址，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司马门”有关。

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考古所勘探、发掘泗洪县梅花镇韩井遗址。遗址西距顺山集遗址约4000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发现顺山集文化二、三期的一处环壕聚落，环壕内面积约3万平方米。在居住区的北部、环壕内侧发掘，发现一处由水沟和洼地组合的拟是稻田的遗迹。经浮选，发现十多颗炭化稻米，其中有驯化型水稻小穗轴。对炭化稻的测年，结果集中分布在公元前6450～前6200年。这是淮河流域再次发现的距今8000年前的栽培稻遗存。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继2015年发掘漯河市郾城区郝家台遗址。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核心是一座龙山文化时期城址。1986～1987年曾发掘3212平方米。城址平面近长方形，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40米，城内面积约2.8万平方米。城墙剖面形状为上窄下宽的梯形，无护坡，均采用生土夯垫的方式进行夯筑，宽约12米，残高1米～1.7米。城墙外紧挨内、外两条城壕，内壕被外壕打破，残存部分较窄、较浅。外壕整体较宽，宽30米～100米，深3.2米～3.5米。推测内壕的废弃以及外壕的挖掘可能与垫筑城墙和垫筑高台有关。龙山文化时期的房址主要建造于垫土高台之上。城内垫土高台大致可分为8排，由此推断古城的建筑以及城内垫土高台的设置都经过有意规划，并且可能与这里特殊的环境地貌和预防水患有密切的关系。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继2013年、2015年第三次发掘隆德县沙塘北塬遗址。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清理齐家文化房址13座、灰坑154个、墓葬9座、窑址1座。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圆角方形，地面和墙壁残存有白灰皮。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仰身直肢葬，仅在M11中出土有串珠等陪葬饰品。出土一批陶器、石器、骨器，以及数件玉器和玉料残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偃师二里头遗址宫城5号基址。5号基址台基最上层夯土总面积超过2700平方米，坐北朝南，方向约为南偏东4.5°，由至少4进院落组成，自南向北分别编为1～4号院，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夯土基址。在5号基址院内发现的多座贵族墓葬，其中2015年在5号基址第3进院以北的路土活动面中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二期的贵族墓葬2015ⅤM5，墓底铺有朱砂，残存的随葬品有漆器、小型铜铃、玉器等，以及逾百枚海贝、多枚绿松石珠、绿松石方形器、铜片等，小型铜铃为二里头遗址首次发现。在宫殿区东侧的东部贵族聚落区域（第Ⅴ区）发现一座墓葬（2015ⅤM7），规模较大，保存完好，铺有较厚朱砂，出土有包括漆器、玉器、陶器等在内的30余件随葬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偃师商城宫城遗址内的大型祭祀坑。大型祭祀坑位于宫城东南部（编号2014YSJ1D5H9），在2014年发现。平面大致呈南北长的不规则椭圆形，南北最长约20米，东西最宽约10米，总面积接近200平方米，坑中心部位深约4米。出土一批祭祀用的牛与猪的骨架。在祭祀坑北缘外侧发现7个祭祀猪坑，内埋多具猪骨，最多的有6具。在祭祀坑东北部外侧发现一条南北向灰沟，在沟的底部发现有7具猪骨。共出土猪骨96具。年代分属偃师商城商文化第一期第2段、第二期第3段、第二期第4段。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1年以来再次全面勘探、发掘曲阜鲁国故城，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重新确定了外郭城城墙、城壕范围，壕沟至少分为三期，并新发现了内城壕。推测城墙始建于西周晚期，延续至战国晚期。外郭城南东门址由东、西对峙的高大门阙和中间门道构成。阙台分两期，时代可早至春秋时期，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门阙实例。南东门和宫城南门及主要东周建筑基本构成南北中轴线。确认鲁故城中部、全城最高处的周公庙台地上的宫殿建筑群基址区域为鲁故城宫城。宫城内西南部一座东周时期大型夯土基址（F8），平面呈东西长方形，长85米、宽约11.37米，面阔6间，中部四大间，东西各一小间。汉代大型房址F6筑于F8基槽之上，推测二者为礼制性建筑。宫城始建于春秋晚期，战国晚期废弃，汉代重修，最终废弃于魏晋，最初的修建原因可能与仲孙、叔孙、季孙“三家侈张”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勘探、发掘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秦汉栎阳城遗址。遗址于2013年开始勘探，先后发现并确定一号、二号、三号古城，判断三号古城时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2016年在三号古城西侧、西北侧发现东西向沟渠三条，东西向道路两条，并在三号古城中心建筑群东南330米左右发现三号、四号建筑基址。三号建筑基址台基南北宽约13米，最大残高约1.1米，清理出大量各类建筑材料，有两块与秦始皇陵、绥中姜女石宫殿遗址所出被称“瓦当王”的相类的巨型瓦当残片。四号建筑基址为东西排房式建筑，夯土墙体宽0.68米～0.88米，残高0.15米～0.45米。推测三号古城中心建筑群为宫殿，可能为文献所载栎阳宫。2017年继续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勘探西安市阎良区郑国渠及白渠遗址。明确从三原西界开始至阎良境内石川河西岸的白渠长约30千米，从石川河向东至阎良东界的长度约10千米，石川河以东和以西的两段白渠渠线之间，有直线距离8000米渠道被石川河冲毁不存。白渠的渠线选择、渠道规格均优于郑国渠，显示出秦汉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与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2015年再次发掘师宗县大园子战国至西汉墓地。清理竖穴土坑墓230余座。出土随葬品350余件（组），多为铜器，另有玉石器以及少量木器和陶器。年代主要在战国时期至西汉前期。可能是西南夷中某一古国或部族的公共墓地，为探寻《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文献记载的漏卧古国提供线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自2012年以来勘探、发掘西安市汉唐昆明池水系遗存。昆明池是汉武帝在元狩三年（前120）和元鼎元年（前114）于上林苑中先后两次兴建而成的大型湖泊。在斗门水库项目区域勘探面积约10.28平方千米，确定早期昆明池面积约14.2平方千米，唐代中期扩大为15.4平方千米。在昆明池池底淤泥下发现一条位于镐京遗址东、南侧的西南—东北向沟渠，大体开凿于西周时期，到战国时期尚存水流，开凿昆明池后被完全淤平，该沟渠可能为镐水，据此可重新确定镐池、滮池的位置与形制。在昆明池东侧还发现一处面积近20万平方米的夏商时期的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自2015年12月以来勘探户县兆伦西汉铸钱（锺官）遗址，发现西汉锺官城。在城址东北外侧发现大量钱范，分布范围东西宽约700米，南北长约1200米，推测为西汉锺官铸钱遗址的废料堆积区。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自2015年以来勘探、发掘通州区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城址的平面为近似方形，北墙长606米，东墙长589米，南墙长575米，西墙长555米，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在南城壕的外侧发现一处大面积的汉代遗址区，已探明的区域约15万平方米，清理出了汉代的道路、灰坑、灶址、活动面等。在城内中部发现了南北走向的道路，路面东西宽5.5米，路土保存状况较好，厚0.5米；路的西侧有一条排水沟，宽1.2米。在汉代道路遗迹之上，还叠压有辽金时期和明清时期的道路各一条。这条汉代道路可能是城址内的主干道和中轴线。该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战国晚期，不晚于西汉中期。结合《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文献的记载及有关考证，以及在城址外南860米处清理的唐代幽州潞县丞艾演墓的墓志记载，可以确定这座城址就是两汉时期渔阳郡下属的路（潞）县的治所，即路（潞）城。在城址周边发掘了1146座古代墓葬。其中战国—汉魏时期的墓葬类型最为丰富，共计864座。墓中一套骨算筹，可分为长、短两种，是北京地区首次出土的算筹实物。该遗址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洛阳市寇店镇西朱村两座（编号M1、M2）大型曹魏墓。M1为长斜坡墓道明券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组成。墓圹周边发现39个柱础坑和3条排水沟。墓葬土圹东西全长52.1米，其中墓道上口东西长33.9米，宽9米～9.4米，南北两侧壁留有七级生土台阶。墓室土圹平面呈“凸”方形，东西长约18.2米，南北宽15米，内收6～7级斜坡状和水平生土台阶。墓葬口部距墓底深约10.8米。甬道长2.3米，宽1.6米。前室内壁南北宽4.8米，东西长4.4米，拱券形顶。在前室砖壁上发现有残存的壁画。在墓砖上发现大量篆书戳印，印文有“澂泥”“沈泥”“澂泥二尺”等。该墓被盗掘，出土遗物计约400件。其中刻铭石牌计200余件。石牌为平首斜肩六边形，长约8.3厘米，宽4.6厘米～4.9厘米，上部有一圆形穿孔，一面有隶书阴刻的文字，文字内容为随葬品的清单，内容丰富，包括衣衾、葬仪、器用、陈设、文房用具、梳妆用具及饰品、食物、戏具、杂具等十几个门类，石牌的尺寸及书写内容、格式和“曹操墓”所出刻铭石牌相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5年以来发掘太原市蒙山开化寺佛阁遗址。蒙山开化寺佛阁遗址位于太原市西南15千米蒙山之阳，创建于北齐文宣帝天保末年。这次发掘，基本上揭露了佛阁的全貌，并在蒙山山脊发现并清理宋代佛塔一座。蒙山大佛及佛阁是中国北朝体量最大的摩崖大佛和佛阁。佛阁柱础保存完好，覆莲柱础和平柱础具有北朝的特点，清晰的柱网结构反映了北朝佛阁建筑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2015年发掘盖州市青石岭山城城址。揭露城内二号建筑址。二号建筑址东西向，坐南朝北，可能为一组建筑，残长约110米、宽约9米，残存41列础石，每列础石底部有长约9米、宽1.3米～1.5米的由碎石铺成的小石列，小石列上分布有五块大型础石。在城内发现了陶器、石器、铁器、青铜印章、忍冬纹瓦当、模印符号瓦件以及大量板瓦、筒瓦等高句丽时期的遗物。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5年10月以来发掘慈溪市上林湖后司岙越窑遗址。后司岙窑址位于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中部的西岸边，编号为Y66，是上林湖越窑遗址中最核心窑址。揭露包括龙窑炉、房址、贮泥池、釉料缸等在内的丰富作坊遗迹，清理了厚达5米多的废品堆积，出土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装烧工艺上显示，秘色瓷的出现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可以确定至少在“大中”年间前后开始生产秘色瓷，在“咸通”年间前后秘色瓷占相当比例，在“中和”年间前后则达到了兴盛，在五代中期以后质量有所下降。秘色瓷的胎质细腻纯净，基本不见普通青瓷上的铁锈点等杂质；釉色呈天青色，施釉均匀，釉面莹润肥厚，达到了如冰似玉的效果。许多器物为首次出土。瓷质匣钵上常见有刻划文字，以姓氏为主，亦有纪年、器物的自命名、吉祥语、“官”字款等。后司岙窑址出土的秘色瓷产品，与唐代法门寺地宫中以及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不仅在器形、胎釉特征上十分接近，而且装烧方法亦几乎完全相同，其中八棱净瓶目前仅见于后司岙窑址中。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主要窑场，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制瓷水平。该遗址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自2010以来勘探、发掘青浦区青龙镇唐宋时期遗址。明确青龙镇遗址主要沿着吴淞江支流——通波塘两岸分布，南北长约3000米，东西最宽处1000米，窄处仅有400米，距河道越近，文化层堆积越丰富，总面积约2平方千米。宋代青龙镇的范围比唐代更大，与文献中青龙镇形成于唐代、鼎盛在宋代的记载相符。清理建筑基址8处、灰坑144个、灰沟28条、墓葬4座、水井69口、炉灶7个、铸造作坊1处、佛塔遗迹1处。佛塔遗迹与文献记载的“隆平寺塔”相吻合，属于当时青龙镇的“北寺”——隆平寺，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为七级佛塔。发现了隆平寺塔残存的塔基部分与地宫。地宫中部放置一个木函，函外左右各有一座阿育王塔。木函为四重套函，由外向内依次为木函、铁函、木贴金椁、银棺，最内重银棺供奉有木贴金释迦牟尼涅槃像，身下铺有芥粒大小的五色石子，身旁有乳香。铁函的一角还放置有一个铜瓶，瓶内有4颗实心的圆珠，3颗为水晶质，属于舍利。四重函内还装藏有银箸、铜鎏金匙、银钗、银鎏金龟、铜镜、水晶念珠等近40件（组）供养品。宫室内满铺大量各时代钱币，共计10693枚。隆平寺塔与现存的“南寺”的青龙塔一起构成了复原青龙镇布局南北区域的2个关键性地标。在通波塘河岸发现了瓷片堆，数量巨大，窑口丰富，且与目前朝鲜半岛和日本考古发现的器物组合十分相似。考古发现与文献相印证，证明了青龙镇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该遗址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5年以来发掘开城安西王府遗址长虫梁城址1号基址。安西王府是元世祖忽必烈三子忙哥剌在六盘山的避暑府邸，西北地区行政中枢。长虫梁城址东墙长475米，南墙长328米，面积约16万平方米。1号夯土基址位于城内中北部，平面呈“工”字形布局，南北长约125米，东西宽54米，台基上有前中后宫殿基址。出土的一批建筑材料中，有10件台沿螭首，造型与元上都、元中都宫殿遗址区出土物类似，判定1号基址为安西王府主殿基址，确认长虫梁城址即为安西王府宫城。

至2016年的近20年以来，中国有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陆续派出考古工作队赴国外开展考古发掘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开展了的十多个项目，获得一批重要成果。

1997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建“中国政府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于1998年启动实施柬埔寨吴哥古迹周萨神庙保护修复与考古研究，于2008年整体竣工。于2007年开始对柬埔寨另一处古迹茶胶寺进行保护修复与考古研究，按计划将于2018年竣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05以来连续12年与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和蒙古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实施“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项目。对蒙古国12个省市的60多个苏木进行了考古调查，先后发掘了后杭盖省浩滕特苏木境内的四方形墓园与突厥祭祀遗址、布尔干省达欣其楞苏木境内的詹和硕遗址及后杭盖省乌贵诺尔苏木境内的和日门塔拉遗址，总发掘面积约15000平方米，清理出匈奴时期墓葬1座，匈奴时期聚落遗址3座，北魏—柔然时期墓葬2座，突厥回鹘时期的祭祀性遗址21处，回鹘时期的墓葬10座，契丹时期墓葬1座，蒙元时期的墓葬33座，清代喇嘛庙废墟4处，清代兵营遗址房屋7处。中蒙双方共同出版了《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报告》《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乌布尔哈布其勒三号四方形遗址发掘报告》《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胡拉哈一号墓园发掘报告》3部（4册）考古研究报告，以及一部展览图录。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昌江县乌烈遗址。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出土磨制石器一百余件，包括石斧、石锛、石凿、石环，以及大量石坯料，还有一定数量的夹砂红褐陶器残片。初步判断，乌烈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旷野遗址，可能具有石器加工场的性质。

2006年12月～2007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合作组成中越联合考古队，发掘越南永福省永祥县义兴社义立遗址（NAHIA LAP SITE）。该遗址发现于1963年，1967～1968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考古学院曾对其进行了发掘。中越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勘探，查明该遗址分布范围约1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206平方米（中越联合考古队发掘131平方米，河内大学发掘75平方米），发现一批冯原文化遗存，其年代主要集中在距今3700～3500年。后共同编写考古报告专刊《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201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中华书局出版《陈梦家学术论文集（陈梦家著作集）》。

2014年4～5月、8～10月和2015年4月，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并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郑州大学等多家机构，先后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西天山北麓的撒马尔罕盆地、西麓的卡什卡河流域以及南麓的苏尔汉河流域开展了详细的考古调查。新发现31处遗址，复查8处遗址。其中，位于苏尔汉河州的陶达洞穴遗址、位于卡什卡河州的多处希腊化时期至中世纪的城堡、古城遗址和分布在西天山山区的多处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都是重要的新发现，为寻找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2015年7～8月，西北大学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历史、考古、民族学研究所合作，对塔吉克斯坦西部的片治肯特谷地和西南部的瓦赫什盆地、吉萨尔盆地等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同样发现了一批重要遗址。2015年9～11月和2016年6～9月，中乌考古队发掘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萨扎干遗址，清理早期铁器时代的5座中小型墓葬、1座超大型墓葬、1处石围居住遗迹，年代均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属于当地的前贵霜时期，且具有较强的游牧文化风格。应属古代康居文化，这与《汉书》等古代文献的记载是相合的。还发掘1处中世纪墓园。

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编著的《溧阳神墩》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2014年11～1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老挝历史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调查队，先后调查老挝沙湾拿吉省的Vilabouly盆地、川圹省的石缸群、琅勃拉邦省的洞穴遗址和一些湄公河台地。2015年11～1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老挝历史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调查团，对老挝沙湾拿吉省的Vilabouly地区再次开展了考古调查和勘探。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著的《贵南尕马台》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黑龙江大学考古学系与俄罗斯阿穆尔州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2015年10月联合成立了“中俄黑龙江流域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于2016年7月联合发掘俄罗斯乌斯季·伊万诺夫卡遗址。钻探面积5000平方米，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清理墓葬50余座。墓葬流行火葬，葬式有一次葬和二次葬。随葬品以武器、装饰品为主，有铁器、铜器和骨器。墓地的年代在公元8～9世纪，可能属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黑水靺鞨。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洛阳市定鼎北路唐宋砖瓦窑址考古发掘报告》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2016年中山大学与越南河内国家大学联合考古队对越南北宁省顺城县清姜社陇溪村汉唐时期城址的城墙和城壕、城外墓葬群，以及城址周边地区的古建筑都进行了调查，并在城内中心区域进行了试掘。发现多座带封土堆的墓葬，以东汉时期的砖室墓为主。在城内中心区域出土的遗物以汉唐时期的砖瓦建筑构件、陶瓷器为主，其中人面纹瓦当、莲花纹瓦当最具特色。陇溪城址很可能是东汉时期交趾郡羸县或龙编县的治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钟祥市博物馆编著的《郢靖王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2014年底至2015年上半年勘探的基础上，继续对太和城遗址进行了探沟法勘探。在太和城遗址内西端的核桃山东、南两面山坡上找到了上下金刚城的南、中、北三条道路。南北两路可能主要是军队沿城墙内侧巡逻的道路；中路铺筑规矩均匀并与金刚城的瓮城门相接，可能是上下山的主道。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发掘南宁市灰窑田贝丘遗址。发掘面积1525平方米，清理110座墓葬、50个灰坑、22个柱洞。墓葬主要集中于台地南部边缘，葬式以各式屈肢葬为主，肢解葬、蹲踞葬次之。较多数量的灰坑、柱洞的发现，为以往广西河旁贝丘遗址所罕见。文化面貌属顶蛳山文化，年代大体相当于顶蛳山遗址第三期或略晚，约距今7000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继续发掘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仰韶文化遗址，发现杨官寨遗址环壕聚落同时的庙底沟类型的大型墓地。墓地总面积约9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1967平方米，发现墓葬182座，初步推测墓葬总数可能逾2000座。清理墓葬75座，绝大部分为偏洞式，土坑竖穴墓较少。个别墓葬的西端或东端发现有柱洞，疑似“番”类墓上建筑遗存。均为单人一次葬，仰身直肢，人骨保存完整，头朝西。个别墓葬的人骨附近还发现有疑似包裹的织物，部分人骨发现有割体葬仪，还有部分戕害女性的现象。随葬品较少，部分人骨有佩戴骨簪、陶环、石环的现象，是关中地区首次发现。偏洞式墓葬的发现将该类墓葬的出现年代提前了400多年。2017年继续发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继续发掘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墓地现存面积约45000平方米。2016年度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现和清理西周墓葬660余座，出土器物4500余件组。至此，已经将大河口墓地现存的西周墓葬全部发掘完毕。自2007年以来，共计发掘墓葬2200余座，出土陶器、青铜器、蚌贝器、玉石器、骨器、漆木器、锡器等25000余件，年代自西周早期延续至春秋初年，是西周时期的霸国墓地。这是继山西省绛县横水倗国西周墓地之后，又一次全部揭露的西周时期一处封国墓地。

1月10日，由中国考古学会、吉林省文化厅、吉林省文物局主办，吉林省考古学会、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中国高句丽渤海考古论坛”在吉林长春召开，论坛主题为“21世纪中国高句丽渤海考古的主要收获和学术发展规划”。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国内18家单位的90余名学者参加了论坛。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就三省21世纪高句丽渤海考古的主要收获进行了专题报告；与会学者就高句丽、渤海学术发展规划开展了分组讨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2014年再次发掘义乌市桥头遗址。至2017年1月发现一批上山文化遗存。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彩纹中出现了太阳纹的图案，与跨湖桥遗址中的太阳纹图案有联系。中期地层中的炭屑样品14C年代测定，为7985±50（T1③）、8090±45（T1④）等数据，校正年代为距今9000多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继续发掘天门市石家河遗址。至2017年1月，确认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位于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城垣东西长440米、南北宽390米，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加之城壕总面积则达26万平方米。城垣用较为纯净的黄土堆筑，底宽15米～18米，残高在0.8米～2米，但东城垣与北城垣东段破坏比较严重。城壕紧贴城垣，北城壕宽20米～30米，东城壕与西城壕宽30米～70米，南城壕则直接利用宽度超过120米的东西向自然河道。城垣普遍高出城壕底部4米～5米。谭家岭古城形成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废弃于屈家岭文化晚期。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三房湾遗址发掘250平方米，出土数以千计的厚胎红陶杯残件，发现的遗迹多属与制陶有关的窑、黄土坑等，明确这里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继续发掘2014年发现的隆安县娅怀洞遗址。在洞厅北部揭露面积约16平方米，下挖深达4.2米（尚未到底），地层分为24层，其中第2至第4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第5层以下为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在第8层出土一个人类头骨，在第21层发现一处用火遗迹。出土遗物1000多件，包括大量的石制品、少量的蚌器及个别陶片。还有大量的螺壳、蚌壳、鱼骨、龟鳖甲、大小哺乳动物遗骸及植物等自然遗存。据14C测年，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约为距今4000年，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在距今3万至1万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勘探、发掘杭州市余杭区玉架山良渚文化遗址。自2008年10月以来勘探面积总计约1平方千米，共发现了由6个相邻的环壕围沟组成的良渚文化完整的聚落遗址，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28000余平方米，共清理良渚文化墓葬499座、灰坑25个、建筑遗迹10处，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各类文物6000余件（组）。玉架山遗址地处余杭东部，西距良渚古城约20千米。玉架山遗址周边约20平方千米的范围，经调查和发掘的良渚文化遗址已经有20多处，其中南面又发现了良渚文化水稻田的茅山遗址、西南面有贵族墓葬的横山遗址。这显示在临平山的西、北部地带存在着一个较大规模、较高等级的良渚文化次级中心聚落群。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发掘金溪县城秀谷镇釜山遗址。至2017年1月，发掘面积为153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商时期的城墙1条、活动平台1处、房址1座，各个时期的灰坑共46个。城墙在商周时期继续沿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成都市青白江区双元村东周墓群。至2017年1月清理墓葬180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大部分使用了葬具，葬具多为船棺，个别为木椁，随葬品丰富。其中154号墓规模较大，墓圹长8.2米，宽2.1米，船棺长6.1米，宽1米，出土的漆木器纹饰特征与成都商业街2号棺、11号棺出土的漆木器纹饰特征非常接近，几枚铜印章特征也与商业街1号棺出土的几枚铜印章特征非常接近。墓主的身份可能较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自2014年以来第三次发掘襄汾县陶寺北两周墓地。至2017年1月，发掘面积850平方米，清理春秋晚期墓葬5座，其中大型墓葬2座，小型墓葬3座。自2014年至2017年1月在陶寺北墓地共发掘墓葬17座，共出土近80件青铜容器，百余件玉器。其年代从两周之际延续到战国时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市博物馆、孝感市孝南区博物馆编著的《孝感叶家庙》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对西侯度遗址附近的狼涧、白砂沟、独头后沟、舜南涧、咸水沟考古调查新发现8处旧石器地点的基础上，试掘狼涧2地点，地层堆积系第三纪三趾马红土顶部与第四纪地层交界部位。发掘显示这批遗存的年代很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自2012～2015年重新明确陶寺文化早期宫城以后，发掘疑似宫城的“东南门”和“东南角门”。陶寺宫城位于陶寺遗址东北部，宫殿区的外围。宫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方向315°，与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其中北墙编号Q15，东墙为原来的Q10，南墙编号Q16，西墙编号Q11。南墙西段及西南拐角被大南沟破坏掉。继2015年以来在疑似宫城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发掘面积679平方米。宫城东南门位于宫城南墙Q16东南段，正对宫城内最大宫殿基址ⅠFJT3。东南门址在陶寺文化早期始建，延续使用至陶寺文化中期偏晚阶段。“东南角门”即宫城东南拐角城墙Q10与Q16之间的缺口，宽10余米。2017年继续发掘。

山东大学考古与文博学系开始发掘章丘市焦家遗址。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1099平方米，文化堆积主要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另见少量龙山文化早期和岳石文化遗存，以及汉代遗存。发掘区内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先后为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五个大的发展阶段。清理大汶口文化房址61座、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134座。大型墓葬数量少，面积超过6平方米，棺椁俱全，随葬品四五十件，有玉钺、玉镯、骨雕筒、高柄杯、白陶鬹等。2017年继续发掘。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发掘巫山县大水田遗址。遗址位于大溪遗址和人民医院遗址之间，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大溪文化、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宋代、明清等多个时期的灰坑118个、墓葬53座、沟4条，出土陶、石、瓷、铜、铁、骨质器物小件500余件（套）。在大溪文化墓葬中发现墓底有红烧土面和人骨靠近墓底部分有火烧的迹象，部分墓葬出土了成组黑色板岩珠饰；还发现多组玉溪上层文化晚期陶片与大溪文化晚期陶片共存的现象，为确定玉溪上层文化的年代提供佐证。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河津市固镇宋金瓷窑址。在北涧疙瘩、上八亩和下八亩三个地点清理制瓷作坊4处、瓷窑炉4座、水井1处、窑炉残渣及废品堆积坑35个，出土完整及可复原瓷器1326件，瓷片、窑具标本达6吨之多。制瓷作坊紧邻窑炉，每处作坊对应一两座窑炉，是典型的小手工业作坊。作坊多为窑洞式，其中二号作坊为一处地窨式窑洞，由东、西两孔窑洞组成。一号作坊内发现淘洗池、陶缸，为练泥场所。二号作坊内有石磨盘、瓷泥堆、大片的烧结面等遗存，为制坯、晾坯的场所。四号作坊底部整齐摆放匣钵、支顶钵，可能为存放装烧具的场所。四座瓷窑炉均为半倒焰式馒头窑。其中北宋时期的窑炉Y1保存相对较好，可能已掌握利用窑炉余温进行晾坯的关键技术。三座金代窑炉较北宋窑炉在结构上有所改进。生产的瓷器品类有粗白瓷、细白瓷、黑酱釉瓷和低温三彩釉陶，以白瓷为大宗。装饰技法有剔花填黑彩、白地黑画花、珍珠地划花和印花，题材以诗词、花草为主。其中北宋细白瓷，胎体致密度高，釉面莹润光洁，造型素雅，代表了同时期制瓷工艺的顶尖水平；金代装饰瓷枕分高温和低温两类，造型以八角形和腰圆形多见，独特的八角造型，其枕面宛如一幅展开的扇面，搭配独创的剔花填黑彩工艺，可据此明确国内外大量同类馆藏和出土品的烧造窑口。此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淇县高村镇杨晋庄西周卫国墓地。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清理西周时期中小型墓224座，马坑5个，房址1座，出土盗余各类随葬品近400件。墓葬多为一棺或无棺，少数为一棺一椁。十余座墓葬设腰坑，内有殉狗。M1为整个墓地最大的一座，东西长3.8米，南北宽2.4米，深3.8米，被盗掘一空。墓地流行毁兵葬，铜戈、铜戟均不同程度遭到人为破坏，绝大多数已经断裂。有一件铜鼎，为西周早期典型器。墓地的使用年代，最早为西周早期偏早，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期，所出器物多与淇河北岸的辛村墓地相同，墓主以中下层平民为主，是经过严格规划的一处“邦墓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继2015年开展对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调查，在汾河东岸黄土塬区壑子沟、汾道沟、柴庄沟新发现8处旧石器地点，并对九龙洞遗址、过水洞遗址进行第二年度的发掘，还开始发掘洞门遗址。其中，九龙洞遗址出土石制品2000余件，另发现有鸵鸟蛋壳、植物种子、炭屑等。在室内拼合研究中，拼合出人类打制石器组件80余组，共计400余件，拼合率达到了21.52%。这是目前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中石制品拼合率最高的一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再次发掘濮阳市华龙区戚城遗址。遗址地表可见晚期城址一座。古城平面呈圆角方形，四垣周长1520米。地表东城垣最高处8.3米，基宽20余米，城内总面积14.4万平方米。时代应为东周，汉代、宋代又进行了附加修筑。相传春秋戚邑是卫灵公的外孙孔悝的采邑，故又称孔悝城。2008年以来，又在晚期城址之下发现、发掘一座龙山时代城址。龙山城墙东西长约420米，南北宽约400米，面积近17万平方米（含城垣），方向20°。在龙山时代城址城圈之内发现有疑似早期的环壕。东周城址与龙山时代城址大体重合略有错位。在东周时期的内城发现了疑为宫城的城防设施，内城之外发现了大型东周外城。外城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900米，面积约90万平方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继续发掘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良渚古城自2007年发现以来连续十年工作，确认良渚古城核心区由宫殿区、内城、外郭城构成，占地面积约8平方千米，同时在城外发现规模巨大的水利系统和面积广阔的郊区，由此证实了占地面积达100平方千米的良渚古城系统。莫角山宫殿区位于城内正中心，由古尚顶土台和其上的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三座宫殿基址组成。在古尚顶平台上发现了宫殿区中部大型沙土广场，占地面积达7万平方米。在莫角山西部、反山南部的姜家山土台西坡清理了一处良渚文化贵族墓地，揭露面积900平方米，发掘墓葬14座，大致呈三排分布，墓葬中共出土文物425件组，以单件计644件。墓地年代与反山墓地相当，等级远低于反山墓地，推测是一处家族墓地。显示城内宫殿区与王陵及贵族墓地分处东、西分布。城内南北向主河道位于城内宫殿区以东的钟家港古河道。在良渚古城以东约175万平方米范围内，共发现良渚文化时期遗迹现象104处，其中台地45处、河道9条、草包泥堆筑层4处、文化层范围36处、水域范围5处、湿地4处、坑1个。这显示良渚古城以东城外郊区的良渚文化台地分布密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继2015年发掘兴县碧村遗址，进一步揭露小玉梁石砌排房中的其余三座，并对这组排房背后的生活垃圾区进行全面发掘。确认小玉梁台地中心的排房由五座房址组成，整体坐东朝西，残存部分占地面积约320平方米。在房址东墙外的缓坡下，清理了部分灰坑，出土大量陶器，还有一些卜骨、玉器残片及蚌饰品等。这是目前北方地区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后规模较大、保存最好的一组石砌房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继续发掘周原西周遗址，在贺家北区域发掘面积约2800平方米，清理凤雏六号夯土建筑基址（F6）、普通居址区、疑似城墙的条状夯土遗迹。F6位于1976年出土西周甲骨的凤雏甲组东侧，破坏情况严重，为由北、东、南、西四座夯土基址围绕中间庭院而成的一座四合院式建筑，面积约1400平方米，始建于西周早期，晚期时废弃。是目前所知周原遗址范围内西周早期遗存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建筑群。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发掘定陶王陵M2墓。在墓葬周围发现M2的原有墓道、版筑夯土台等遗迹现象。在版筑夯土台以及墓道两侧阙台外围还有一周围筑的夯土台（简称外台）。平面近方形，边长为76.4米～78.6米。夯土台外侧呈斜坡状。据此明确，M2的封土结构，是由围绕墓坑的版筑夯土台、夯土台上近墓框口26个对称分布的柱洞、墓道两侧形如阙台及台上相对应的8个柱坑等组成。与墓室积沙槽内立柱相统一，形如一大型高台建筑基址。M2此种封土结构堪称“亚帝王”级，是目前研究西汉帝王墓葬封土结构的唯一实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发掘隋唐洛阳城宫城明福门遗址。明福门址分两期。早期门址东西长29.5米，南北宽17.2米。晚期门址是在早期门址的南北扩建形成，东西长29.5米，南北宽24.3米。明福门遗址的发现，便于认识宫城大内西部宫院的布局和规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长沙铜官窑遗址唐代石渚窑业遗存。发掘面积2475平方米。揭露的唐代窑业的挖泥坑，出土了大量长沙铜官窑窑业遗物。证实石渚窑场是长沙铜官窑遗址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在整个“石渚草市”的产销体系中占据着很关键的位置。还发现一批明清时期的生活、建筑遗存，从侧面证实了明清时期石渚市的热闹与繁华。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东源县龙尾排遗址。遗址位于河源市东源县船塘镇凹头村，发掘面积约1500平方米，清理商时期墓葬52座，出土各类随葬器物近400件。这是广东地区发现的又一处大型商时期墓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发掘京山县坪坝镇苏家垄周代墓群。墓群于1966年发现，当时出土以九鼎七簋为核心的97件青铜器。2008年又清理了一座残墓。至2017年1月，发掘墓葬近60座、车坑1个、马坑2个。出土文物500余件（套），以青铜器为主，其次为陶器和玉器，另有少量漆器朽痕和铅锡器。该墓地应为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年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成都市实业街唐益州福感寺遗址。至2017年2月发现两处建筑基础，在H12、H19、H49、H68等灰坑中出土了三百余件（块）南北朝至唐代佛教石造像、陶造像。雕刻内容有佛像、菩萨立像、菩萨头、天王像、千佛造像碑、蟠龙碑首等。部分造像体量较大，雕刻精美，蟠龙碑首上残存有“大唐益州福”等字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下川：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博物馆编著的《顺山集：泗洪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新郑双楼东周墓地》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大学环境资源学院继2014年第二次发掘共和县江西沟乡151处遗址。揭露面积25平方米，发掘火塘遗迹及较多的动物骨骼、石制品和炭屑，可能是早中全新世的一处狩猎采集人群活动遗址。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5年10～12月以来连续发掘泰安市大汶口遗址。揭露面积820平方米，清理大汶口文化的房址6座、灰坑16个，龙山文化房址1座、灰坑32个。其中一座大汶口文化早期房址（F11）保存较好，是目前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早期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房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奇台县与吉木萨尔县白杨河墓群。清理墓葬110座、遗迹5处，出土陶、木、骨、铜、铁、纺织品等遗物200余件（组）。分属青铜时代一段、二段、早期铁器时代和唐宋时期。出土的遗物中，有方形铜镜，为新疆地区首次发现。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澄江县木官山墓地。清理石寨山文化时期土葬墓276座、灰坑15个，明清时期火葬墓9座。这是在抚仙湖地区发现的又一处石寨山文化墓地。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武威市西夏亥母寺遗址。遗址由4个洞窟及窟前建筑遗存组成，出土遗物以文献、佛教遗物、生活用品及建筑构件四大类为主，兼有少量兵器，以及藏文碑刻及汉文碑刻各一通。文献以西夏文文献为主，兼有少量汉文、藏文文献。西夏文文献有印本和写本两类，字体有楷体和草书两种形式。内容以佛经为主，另有辞书《音同》残片、军抄条律残片、习字纸残片等社会文书和世俗文献。汉文文献以佛经为主，并发现有至元、万历、道光等纪年文献，另有账簿残片、工尺谱残片及符咒残片等。亥母寺遗址创凿于西夏崇宗正德四年（1130），是一处西夏时期的佛教遗存。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清涧县辛庄商代遗址。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发现房址5座、窑址3座、灰坑8个、墓葬2座、瓮棺葬1座。在3座房址内发现有容器、器盖、兵器及器形不明等陶范共计20余件。其丰富了辛庄遗址陶范类型和数量。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自2006年以来第11个年度发掘马家塬战国墓地。累计发现墓葬69座，祭祀坑2个，出土马车遗迹56辆。2016年度在墓地中部自然冲沟西侧的第二台地上揭露面积1500平方米，发现墓葬13座，清理了12座战国晚期墓葬，都是竖穴洞室墓，其中两座为开口面积在30平方米左右的次中型墓（M41、M45），为竖穴阶梯偏洞室墓。M41竖穴内随葬2辆车，M45竖穴及洞室内各随葬1辆车。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发掘凤翔县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遗址位于凤翔县柳林镇半坡铺血池村以东至沟南村之间的山梁与山前台地上，东南距秦雍城12千米，面积达470万平方米。通过调查和发掘，发现和确认封土坛、壝、坛场与三垓、建筑遗址、道路、马牛羊祭祀坑等一批重要遗迹，出土1900余件（组）祭祀文物，有玉人、玉璜、玉琮、小型偶车马、车马器等，还出土一批西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如板瓦和瓦当等。这是“畤”遗存完整功能结构的首次发现。初步判断该遗址是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在雍地设立国家最高等级用于专门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固定场所——北畤。其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4年以来勘探、发掘奇台县石城子汉代遗址。遗址东西长约280米，南北长约380米，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北、西面有城墙，东、南面以深涧为屏障。西北角复建内城一座，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城门位于西墙中部，形制比较清晰。清理房址2组8间。西组房址东西长22.5米，南北宽12.4米，有房5间。东组房址东西长15.4米，南北宽12.6米，有房3间。出土遗物主要有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以及陶、铜、石、骨器等。瓦当当面图案为云纹，具有明显的汉式风格。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勘探巍山县蒙舍城遗址。城址分为各呈方形但又相连的东西两城，东城西墙与西城东墙共用同一道城墙。东城（当地人称“上窝子”）面积稍小，边长约100米，周长约400米，面积约10000平方米。西城（当地人称“下窝子”）面积较东城大，边长约160米，周长约640米，面积约25600平方米。这丰富了对南诏城址的认识。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遵义市团溪明代播州土司杨辉墓。确定原认知的杨辉墓（M10）是疑冢，发现陶俑共68件，均为男性俑。而位于其正前方的一座三室合葬的大型石墓才是真正的杨辉墓（M11）。墓园西北约100米处为杨辉墓祠。明万历以后杨辉墓祠被改称为雷音寺。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发掘民和县喇家遗址。确认遗址分布范围东西长约880米，南北宽约750米，面积约67.7万平方米，遗址西侧存在人工壕沟。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发现一批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存辛店文化，以齐家文化遗存为主。其中一座齐家文化房址F63，为二次利用房址，可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房址为窑洞式，有较为完整的壁炉、壁龛、灯壁、灶、器座坑等重要现象。其中壁炉结构清晰，有烟道。上层房址是利用了下层房址南侧墙壁、扩建西侧和北侧墙壁形成半地穴房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黄骅市区西北部郛堤城遗址附近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瓮棺葬墓地。清理成人瓮棺葬墓3座，儿童瓮棺葬墓110座，其中儿童墓中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幼儿墓和少年墓。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灯塔市西大窑镇燕州城山城。燕州城山城是国内保存较好的高句丽山城之一，发掘面积约2500平方米，发现高句丽时期、辽代、金代三个时期的遗存。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北镇市富屯街道洪家街辽耶律弘仁墓葬。该墓为砖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及排水设施构成。墓坑平面呈近似“琵琶形”。出土器物有陶瓷器、木器、金属器、玉石器及墓志等。墓志载：该墓的埋葬年代为“咸雍九年”（1073），墓主人为“太师”。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发掘镇赉县后少力元代城址。城址区域北坡较陡，南坡平缓，南、北墙长200米，东、西墙长150米。确认城址是以夯土墙为主的方形城，城内三组建筑，中部的建筑规模最大，南部建筑直接与南墙重叠，可能为宫城南门。城外有建筑群，北门外可能存在码头遗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神木县石峁遗址皇城台门址。门址的结构，自东（外）向西（内）依次为：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广场揭露完整，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广场向东外敞，由南、北基本平行的两道石墙及瓮城东墙一线围成，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3米、东西宽约34米，中部发现一座石砌房址残迹。瓮城位于广场内侧、南北墩台外侧正中，是平面呈直角“U”形的一座石砌单体建筑。在其外侧墙根地面下发现完整玉钺两件。南、北墩台位于广场内侧，平面呈长方形，石砌外墙包裹夯土内芯结构，分别与广场南墙和广场北墙相接，其建筑年代可能要早至公元前2300～前2200年。门道位于瓮城内，以南、北墩台为界，地面以砂岩石板平铺，自广场向台顶斜坡状向上攀升，保存较好，大部分石板上有清晰的踩踏摩擦痕迹。还对皇城台西北角墙体进行了发掘，确认了皇城台周边台体以层阶状石墙环绕。出土较为重要的遗物，有铜器、石范、玉器及骨针“制作链”相关遗物。骨针“制作链”，包括骨料、磨制毛坯、钻孔毛坯、残次品、成品、砺石等，在约30立方米土方内，仅骨针数量就超过了250枚。这显示了存在着制骨手工业作坊，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时期。

龙门石窟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洛阳市龙门石窟东山唐代香山寺遗址。揭露面积1000余平方米。在塔基区清理佛教僧人墓塔塔基、塔院围墙等。塔院平面方形，方向10°，四周有围墙，边长约8米。围墙中心位置为僧人墓塔遗迹，仅残存塔心地宫基础和周边少量铺地砖。地宫居塔院正中。推测此砖塔可能为中天竺三藏法师地婆诃罗墓塔。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平山县王母村唐代壁画墓。为单墓道圆形砖室墓，由墓道、墓门及门楼、甬道、墓室、棺床及棺床上的房形椁组成，南北通长11.6米。其中椁室内北壁为一幅横式构图的独屏水墨山水画，由山、水、树木、白云、飞鸟（大雁）等组成，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独屏水墨山水画。墓主人为霍公故夫人博陵崔氏，卒于天复三年（903），葬于天祐元年（90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5年11月以来发掘松滋市陈店镇关洲遗址。遗址面积约16000平方米，发掘325平方米。发现城背溪文化遗存，是目前所知江汉平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并且是城背溪文化分布的最东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自2015年2月以来发掘成都青羊区张家墩墓地。发掘面积约17000平方米，清理墓葬222座，其中新石器时代墓葬3座，战国秦汉时期墓葬204座（土坑墓195座、瓮棺葬4座、砖室墓5座），唐宋时期墓葬15座。195座秦汉土坑墓的墓坑大小、葬具及随葬品的数量差别明显。出土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伴出部分青铜器。铜器主要分为兵器、容器、饰件等。其中兵器以剑、钺、戈、矛、弩机为主，容器以盘、洗、釜、鍪为主，还出土一些铜镜和汉字印章。这是成都市区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的一处战国秦汉墓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台州市黄岩南宋赵伯澐墓。赵伯澐系宋太祖七世孙，南宋初，其父赵子英始徙居台州黄岩县，遂为黄岩人。赵伯澐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生，嘉定九年（1216）卒，赠通议大夫，同年与李氏合葬。出土了大量衣物及少数随身的随葬品，如青玉璧挂件、水晶璧挂件、铜镜、香盒等。其中青玉璧刻有“大唐皇帝昪谨于东都内庭修金籙道场，设醮谢土，上仰玄泽，修斋事毕，谨以金龙玉璧投诣西山洞府。昇元四年（940）十月日告闻”字样，知为南唐开国皇帝烈祖李昪的投龙玉璧，传世近三百年后，为墓主人赵伯澐收藏并随葬。成套南宋男性（文官）服饰为浙江省首次出土。

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管办、张家港博物馆编著的《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新郑望京楼：2010～2012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中国·郑州考古，二十四）》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编著的《宝鸡戴家湾考古研究报告：中意合作考古报告之一》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新郑坡赵一号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著的《巩义黄冶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重庆师范大学西南考古与文物研究中心、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发掘丰都县汀溪墓群。清理墓葬7座。6座砖室墓均在基岩上开凿而成，排列整齐，分属东汉、蜀汉时期。一座（M6）为建造于基岩上的石室墓，平面呈长方形，由对称的同墓异穴的南墓室和北墓室组成，年代在北宋晚期到南宋时期。其为这时期该地区较为典型的墓葬。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掘青铜峡市鸽子山遗址。对第10地点进行第三个年度发掘，揭露面积200平方米，发现灰堆遗迹30处、火塘1个，出土5822件石制品、181件动物化石及牙齿，采集炭样材料189个。其中有1件完整磨盘、1件磨光石斧的毛坯、5枚鸵鸟蛋皮串珠。年代距今1.2万～1万年，是中国西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具有原生文化层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遗址。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5月13日，由国家文物局、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交流合作论坛在西安举办，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承办的“考古与文物保护分论坛”同期举办。来自韩国、日本、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6个丝路沿线国家和陕西历史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文物考古机构的专家学者共80余名代表参加了论坛研讨，共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考古与文物保护事业，展开交流合作。

5月20～22日，由欧亚大陆—太平洋大学联盟牵头，由南京大学、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和奥地利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物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奥地利、俄罗斯、伊朗、德国及国内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70多位学者和学生参加了会议。

5月21～23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承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协办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郑州隆重召开。大会主题“面向未来的中国考古学、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学”。来自国内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英国、德国、俄国、日本、韩国、埃及、洪都拉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十余个国家的中外考古学者以及特邀代表、列席代表、媒体代表等722人参加了会议，其中正式代表385名，列席代表337名。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王伟光，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印度考古调查局考古所所长桑杰·库玛尔·曼纽尔在开幕式上致辞。会上颁布了宿白荣获首个“终身成就奖”；21个项目获“田野考古奖”；11个项目获考古研究成果“金鼎奖”；14个项目获考古资产保护“金尊奖”；11人获青年学者“金爵奖”；12个项目获公共考古“金镈奖”。学术讨论会由中国考古学会下属的13个专业委员会分别组织进行。与会中国学者还就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交流探讨，形成了《郑州共识》。大会期间还组织了青年学者圆桌会议、国外专家座谈会、参观东赵遗址等多项专题活动。在郑州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师范学院等地点举办16场面向社会的公众讲座。此次大会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第一次国际化、开放式的大会，也是中国考古学会自1979年成立以来考古学领域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一次学术盛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自2015年12月以来再次发掘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遗址。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存及战国时期墓葬。新石器时代堆积较为深厚，局部厚度达2米，出土器类较多，除陶器外，还有大量的黑色燧石细石器，也有较多的砾石器。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5年7月以来发掘曲靖市珠街八塔台战国至汉代墓地。清理墓葬343座，出土随葬品485件（套）；清理墓祭活动面及其他活动面38处及祭祀坑1个，同时还揭露并清理墓地南部区域大型护坡遗迹1处。随葬品主要为陶器、青铜器、铜铁合铸器、玉石器、玛瑙器、绿松石等。墓地护坡遗迹和墓祭活动面为西南地区首次发现。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的《陕西金文集成》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丰都二仙堡墓地（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乙种第二十七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掘申扎县尼阿木底遗址。遗址东西至少500米、南北至少2000米，地表有大量的打制石器分布，是一处原地埋藏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发掘出土遗物4000余件，包括石片、石叶、石片石核和石叶石核，以及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和凹缺器等各种工具。根据光释光年代数据测定，遗址年代至少可达距今3万年。这是青藏高原腹地首次发现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发掘云阳县唐家湾墓群。清理墓葬29座，分属东汉至宋代、明代各个时期。其中东汉至宋代的砖室墓和石室墓2座，墓葬为东汉形制，但随葬品为宋代。此种现象与三峡地区唐宋时期常见的“借室为墓”葬俗相似。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发掘贡嘎县色麦村佛塔与擦擦洞窟遗址。清理的3座佛塔均呈不规则正方形。1号佛塔高5.5米，边长5.5米～5.2米，2号佛塔高1.7米，边长6米，4号佛塔高5.1米，边长6米。三座佛塔皆为从地面上用土砖砌筑的16宫格或9宫格形状，这种形制的佛塔为目前西藏考古新发现的类型。其中部分宫格里放置大量擦擦（泥塑小佛像、小佛塔）。另外发现藏文经书的残印。清理擦擦洞窟两座，出土1300余麻袋的擦擦，约50万擦擦，其中部分与阿里地区的发现的擦擦风格极其相似。这批遗存可能与阿底侠大师于11世纪左右在卫藏地区传法布道相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继续发掘巴里坤县泉儿沟青铜时代遗址。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清理中小型墓葬158座。绝大多数墓葬地表有椭圆形石圈为标识，地表下均为竖穴土坑。随葬品主要有陶器、金属器、木器、动物牺牲和红玛瑙、滑石管、绿松石珠穿系的人身装饰品。部分陶器中还发现碳化的植物种子。经14C测年，年代在公元前1200～前800年。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再次发掘英德市青塘遗址。在青塘遗址黄门岩1号洞地点、黄门岩2号洞地点发掘面积20平方米。在黄门岩1号洞地点胶结文化层第4A层下发现墓葬一座（M1），出土保存较为完整的人骨化石一具，包括上肢骨、椎骨、肋骨、盆骨及下肢骨等，人骨下方垫有6块石灰岩角砾，葬式为蹲踞葬。该墓葬经AMS测年数据校正后为距今13600～13455年，是广东发现年代最早的墓葬，也是广东距今1万年以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人类化石。黄门岩2号洞地点发现可能是广东地区最早的陶片。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发掘化隆县沙隆卡遗址。发现齐家文化、仰韶文化庙低沟类型、细石器遗存等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在仰韶文化层之下发现6个层位中有细石器，有相对集中的细石器加工遗迹、灰烬分布区和火塘等。特别是在第19层（14C测年距今7900～7800年）下发现排列成行的7个柱洞和长期使用的石器加工场遗迹。遗址的年代在距今8500～4000年。这是目前发掘过的仰韶文化最西端的遗址，也是青海地区首次发现的仰韶文化与细石器遗存直接叠压的层位关系。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府谷县寨山遗址，发现一处龙山时代早期至夏代中晚期的石城聚落，面积约130万平方米。清理墓葬4座，打破龙山时代早期居址，为夏代遗存。一座墓葬（M5）较大，长4米、宽3米，残存深度超过5米，棺椁痕迹明显。这批墓葬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的同时期墓葬内涵非常相似，并且双耳陶器发达，显示齐家文化对河套地区的文化影响。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2015年再次发掘集安市霸王朝高句丽山城。清理南门址和东南角台。发现城内至少存在10级自南向北分布的阶梯状台地。确认该城是一座高句丽时期的山城，城内出土遗物的整体风格与五女山城四期文化较为一致。其可能是一座高句丽晚期的重要防御性山城。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发掘阳原县马圈沟遗址鱼咀沟旧石器地点。发现五个文化层、一个动物化石层，获得文化遗物258件，包括石制品116件、动物化石142件。第一文化层、化石层、第二文化层、第三文化层层位介于半山遗址（132万年）与马圈沟遗址第一文化层（155万年）之间，第四文化层相当于马圈沟遗址第一文化层，第五文化层介于马圈沟遗址第一文化层与马圈沟遗址第二文化层（164万年）之间，但更接近马圈沟遗址第一文化层。第三、第五两个文化层是新发现的文化层，完善了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古人类演化的文化序列。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广南县牡宜汉代遗址。在遗址的中部贵族墓葬区发掘一座大型墓葬。该墓为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平面呈“甲”字形。墓室长方形，长约7.2米、宽约5.1米、深约1.5米。墓道长约2米、宽2米至2.3米。墓底和填土中上部积炭。该墓早年被盗，随葬品荡然无存，仅从墓葬底部填土水洗出大量用作“珠襦”的串珠和铁斧等器物。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发掘南京市六朝石头城遗址。在清凉山公园内发掘面积600平方米，发现有夯土城墙、砖包墙、城门、角楼、路面等遗迹以及文字砖、瓦当、板瓦、筒瓦、青瓷器标本、铁箭头等遗物。初步了解了六朝都城建业——建康时期的城墙结构与建筑材料、城门与角楼结构，以及相关建筑技术与文化特征等。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自2015年7月以来发掘绛县卫庄镇雎村西周墓地。发掘面积11400余平方米，发现墓葬556座，其中，大中型墓葬9座，车马坑5座，清理墓葬447座，大中型墓葬全部遭盗掘。车马坑均位于大型墓葬东侧，呈东西向。这是一处埋葬贵族和平民的墓地。墓地人群单纯，可能属于以横水、大河口墓地为代表的文化遗存。雎村墓地的发现，显示晋南地区在倗（绛县横水墓地）、霸（翼城大河口墓地）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区域中心。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发掘阜南县台家寺商代遗址。揭露了贵族居住区东部的一座大型建筑F18基址，在中部靠近南侧围沟位置发现了一批商代铸铜废弃物填埋坑。在铸铜遗物填埋区的灰坑内堆积有大量的炉壁、陶范和炼渣。其中有1000多块商代陶范，接近700块可以确定为铸造铜容器的陶范，可以辨识出的铜器器类涵盖了铜觚、爵、斝、鬲、圆鼎、方鼎、尊罍等这一时期主要的商代铜容器器类。这是目前已知的、在商代都城以外保存最为完整的、规模最大的、遗存最为丰富的铜容器铸造作坊。同时填补了早商和晚商之间青铜容器铸造的缺环。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固原市南塬水厂唐墓。清理5座，其中M3是一座斜坡式墓道带2个天井和2个过洞的土洞墓，由墓道、天井、过洞、封门、墓门、甬道、墓室七部分组成，全长14.8米。出土器物共计18件，有木漆盒1件、“开元通宝”9枚、白石雕像7件，白石墓志1合。白石雕像均带四方底座，内容有人面狮身像1件、铠甲武士俑2件、马佣1件、狮兽1件、骆驼2件。白石墓志略呈方形，边长36厘米，高6.2厘米，置于棺椁外侧，为磕顶式，礚盖顶平素，上阴刻三行篆字：“大唐故居士刘君之铭”。这批石刻雕像组合清晰，雕刻工艺精巧细腻，造型高大厚重且比例和谐，在全国同期墓葬中较为少见。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自2015年5月以来勘探、发掘大名县大名府故城遗址。勘探面积1万平方米，基本廓清了大名府外城城墙的形状和走向。南北长6.2千米，东西4.7千米，外城周长20300米。发现内城城圈，已探明城圈北半部，长度2.5千米。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镇民窑博物馆自2015年11月以来发掘景德镇市湖田古瓷窑址。揭露出布局清晰、功能明确的元代葫芦窑、窑前工作室、青砖路面、烤炉、小砖池、工作台、釉缸、匣体墙等遗迹。发现宋、元、明三个时期地层叠压关系，同时出土大量瓷片、窑具等遗物。其中有一件戳印“东局”铭文的元代筒瓦残片，一件“天顺元年”铭文的明代青釉钵、一件“天启口口”铭文的明代青花盘底残片。

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的《唐陈元通夫妇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编著的《山东薛河流域系统考古调查报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编著的《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石寨山文化考古发掘报告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报告，第十八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发掘山南市乃东区结萨石室墓。共发现12座墓，由南向北依次分布，其中两座疑似圆丘形封土墓位居整个墓地南面。其余10座墓葬，均为土坑石室墓，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时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沅江市赤山岛虎须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在网纹红土地层中发现一批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的石器。有砍砸器、手镐、手斧、重型刮削器、刮削器和尖状器，以砍砸器等重型工具居多，手斧和手镐数量少但均典型。年代距今30万～12万年的中更新世晚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遗址于2014年发现。在早期铁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层位下面出现较为纯净的黄沙层和碎岩石块层，在其下层位中发现了旧石器石核、石片以及碎动物骨等遗物。共出土石器268件，碎骨201件，其中牙齿17颗，烧骨3件。旧石器中有汇聚刃边刮器、勒瓦娄哇石核与石片等，与典型莫斯特文化的同类制品一致，表现出较浓郁的莫斯特文化风格，具有较明显的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阶段的文化特征。旧石器遗存距今4万多年，为新疆境内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2017年继续发掘。其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发掘翁牛特旗南湾子北兴隆洼文化遗址。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揭露兴隆洼文化晚期房址9座、灰坑4个。在F2房址的石板灶北侧放置石人像两具，初步判断为一男一女，女性石像的眼部、嘴部放有蚌壳做成的眼睛及牙齿。在F3房址内东北角土棱内部，堆放有大量猪、鹿和牛骨骼。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发掘和林格尔县西北滩战国至汉代制盐遗址。清理坑井遗迹1口，盐灶遗迹4个，出土石制工具1件和相当数量的夹砂圜底罐残片，还发现煎盐过程中刮撇出的含钙及石膏等成分的灰白色废料渣等。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市老城区营庄村安置房项目用地发掘中，清理一座明代山西左布政使朱用及其夫人沈氏夫妻合葬墓。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继1987年、1997年第三次发掘凉城县永兴镇板城新石器时代石城址。清理房址4座、陶窑4座、灰坑7个，并在北部石墙以外沿河的河槽断崖处清理已经暴露在外的2座房址。房址有保存基本完整的窑洞式房屋和石灰面窑洞式房屋，陶窑为横穴式和竖穴式两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继2015年7～9月再次发掘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清理房址20座，墓葬5座，出土陶器、石器、铜器、铁器（3件）、骨器等1000余件（组）。大型房址面积100～400平方米，小型房址面积20～30平方米。房址内遗迹现象丰富，有灰坑、灶址、居住面、踩踏面、灼烧面、卵石坑等，火塘一般位于房址中部。房址内出土遗物主要是陶片、兽骨、石器，另有铜刀、铜颗粒等。在房址堆积层和灰坑等单个遗迹内发现了大量的煤块及焚烧过的煤渣和煤灰，当时居民已将煤炭作为生活或生产燃料来使用了。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6～前15世纪，文化面貌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范畴。这是目前在伊犁地区发现最大、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阜新市高林台城址。城址现存平面近梯形，东西长175米、南北宽165米，南侧城墙保存长度约40米，高2米～3米，宽8米～15米。在城址南门发掘约800平方米，发现汉代门址、城墙、1座马面，以及陶器、铁器、卷云纹瓦当、绳纹板瓦、筒瓦、铜镞、铜钱等，还出土了战国时期及唐代遗存。城门为靠夯土墙及排叉柱支撑的大过梁式建筑形式。这是东北地区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土木结构的城门建筑实例。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辽源市龙首山城址。城址依自然山势叠土夯筑而成，平面略呈不规则四边形，周长约1200米。发掘面积约550平方米，通过解剖城墙、清理角楼以及揭露13个灰坑、1座墓葬，明确其为高句丽时期山城。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继2014年、2015年第三次发掘安图县宝马城金代皇家神庙遗址。全面揭露了城内回廊院落中轴线上最南侧的台基（编号JZ1），连通台基两侧的南回廊东西两段、西回廊一段与回廊的西南转角，JZ1西北疑似亭子的方形建筑址（JZ6），以及回廊内建筑址之间大片的石墁庭院遗迹，并清理出大片的砖瓦倒塌堆积，出土瓦当、滴水、脊兽、鸱吻等陶制建筑构件逾千件。在JZ1室内铺地砖上出土汉白玉材质的玉册残块若干，上有“癸丑”“金”“於”等字样，亦发现龙纹褾首残块。“癸丑”干支可能对应公元1193年，是年金章宗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宏圣帝”。出土玉册和文献两相印证，建筑组群中轴线正对长白山主峰，可以确认宝马城为金代皇家祭祀长白山的神庙。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发掘临汾市尧都区贾得乡桃园遗址。遗址堆积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存为主，其中有一座大房址（F2），面积约90平方米，地面形状呈五边形，半地穴式，保存有较完整的地面、部分墙体、柱洞、火塘等。火塘为圆形竖穴状，口径近1.1米。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对桂阳县境内14处大型炼锌遗址开展了专项调查，发掘明清时期的桐木岭遗址。遗址面积约11万平方米，中心部位有一炼渣堆积形成的山体平台，东西约100米，南北约50米。台面上呈“品”字形分布有一个焙烧单元和两个冶炼单元，矿料先经焙烧加工后再进一步冶炼。焙烧区内共有6个焙烧台依地形有序分布，每个焙烧台由4个或8个圆柱形焙烧炉一线排开。焙烧炉大小相近，炉口部直径约0.9米，保存高度0.8米。第一冶炼单元位于平台东部，呈圆角长方形分布，长55米、宽25米，面积约1300平方米。在该单元中1号槽形炉冶炼作坊保存最为完整，以槽形炉为主体，分布着储料坑、和泥坑、搅拌坑、原料堆、精炼灶、碎料区、环形护围、柱洞等遗迹，在其旁边有对应的房屋设施。1号槽形炉长20米，宽1.8米，由炉床和炉室组成。冶炼区出土一系列较为完整的冶炼工具，发现有铜、铅、银含量较高的炼炉遗迹（K23和K24）以及一块疑似圆形风箱活塞板。推断这是一处以炼锌为主、兼炼铅、可能炼铜和银的多金属冶炼遗址。年代为明末清初至清代中晚期。这是首次发掘的锌、铅、银、铜等多种金属一体冶炼遗址。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7月18～19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共同主办的“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汉市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北京大学、四川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等单位约15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近40篇，围绕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与研究、古蜀文明研究新进展、国内外考古新发现与研究及其与古蜀文明的比较研究等展开讨论。会后编辑出版了《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发掘宁波市明州罗城望京门段城墙遗址。初步厘清明州罗城的始建年代和建筑方法，并探明明州罗城重建与废弃的历史过程。明州罗城始建于唐代晚期，文献记载宋元丰、宝庆年间曾对明州罗城进行较大规模的修缮，此次发掘印证了这一史实。明州罗城在元代有一个彻底的毁城与重建过程。元末罗城重建之后，经过多次修缮，最终于民国时期被彻底拆毁。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侯马市东庄金代家族墓地。清理6座砖室墓、8座土洞墓，其中M12砖室墓构造精致，保存较好，为仿木构砖室结构墓。四壁砌筑各式雕砖，北壁中为“妇人启门”造型，左右两侧雕墓主人夫妇对坐图；东西两壁立格子门两合，东壁格子门绦环板壸门内雕“王祥卧冰”和“孟宗哭竹”孝子故事；南壁左侧为墓门内侧，做拱门，拱门周雕“童子嬉戏图”，右侧上雕破子棂窗，窗下砌“舞狮图”。四壁上做四铺作斗拱，斗拱上承八角叠涩攒尖顶。墓室内遍涂彩绘，整体以白色为底，红、黑、黄用作描绘和点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神木县石峁遗址管理处编著的《发现石峁古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疆莫呼查汗墓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丛刊，七）》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著的《酒泉干骨崖》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著的《临沂洗砚池晋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唐·王雄诞夫人魏氏墓》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掘银川市水洞沟遗址。对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进行第三年度的发掘，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揭露了8个文化层。在第2文化层发现火塘3个。共出土石制品（＞2厘米）2152件、哺乳动物化石374件、6件鸵鸟蛋装饰品，以及大量鸵鸟蛋皮及烧过的鸵鸟蛋皮。鸵鸟蛋串珠上有红色颜料，一枚动物牙齿齿根处有明显的人工钻孔痕迹。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抚松县漫江镇枫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丰富的细石叶工艺产品以及大型石叶石核。另外，在地表采集各类石制品约2000件。对发掘区地层中炭粒的测年经校正后为距今17000年左右。枫林遗址为一处以细石叶技术为主、兼有石叶技术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旷野遗址。文化面貌与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相关发现，以及西伯利亚平原、贝加尔湖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所发现的石器工业有着密切关系。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金砂村后山发掘一座大墓。该墓为竖穴土坑墓，没有墓道。墓坑长8米、宽6米、深6米。墓上有封土，封土椭圆形，最厚处达2米左右。墓内残存器物很少，主要有铜器、陶器、鎏金器、漆器等。一枚印章，印文篆书阴刻“郭张儿印”。该墓可能是汉代将军郭昌或与郭昌有关的人。金砂山墓葬为石寨山大遗址核心区域内发掘的唯一一座汉初的大墓，极可能与汉王朝在置益州郡之前的历史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5次发掘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遗址由A洞、B洞和C洞三个地点组成。以A洞文化堆积最为丰厚，洞口处堆积厚约6.7米。遗址分为五期。第一期推测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可能在距今15000年左右。第二期发现墓葬6座。其中，A洞M1保存状况最好，为蹲踞葬。遗物以各种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也有典型细石核、细石叶等。磨制骨器有骨铲、骨锥等。动物遗存主要是鹿科动物，还有熊、猪、水牛、虎等。植物遗存主要有朴树籽，其次是葡萄和猕猴桃。绝对年代在距今10200～8700年。第三期发现有活动面和墓葬等，新出现磨制石斧，年代在距今8000～5500年。第四期年代在距今5000～3000年。第五期年代可能已经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牛坡洞遗址是首次在黔中地区发现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连续的文化与遗存，还是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首次发现完整的墓葬。其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发掘延安市芦山峁遗址。清理灰坑17个，房址2座，灶址1座，瓮棺墓1座，灰沟3条，以及1处排水设施。1座半地穴式房址（F2）呈长方形，长7.5米，东南部宽3.8米，西北部宽4.4米，现存深度1.7米。四壁竖直，底部平坦坚硬，西北壁正中间开一长方形小龛。房内堆积可分为5层，其中第1层堆积内发现有玉璇玑及大量碎石片。出土陶器有单把鬲、双耳罐等，既有关中地区客省庄二期文化的特征，又兼具齐家文化风格。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广州市增城区墨依山墓地。清理晚商时期墓葬76座，西周时期墓葬1座，南越国时期墓葬1座，明清时期墓葬49座；灰坑10个，灰沟1条。商时期墓葬数量最多，主要集中在中部山顶的平台上及平台周围。M66、M70出土T形玉环、牙璋，为广州地区首次发现。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集安市洞沟古墓群山城下墓区。墓区内有302座墓葬。发掘墓葬17座，其中积石墓8座，封土墓9座。积石墓的年代大致为公元4至5世纪，封土墓年代可能为公元5至7世纪。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昌市铜岭铜矿遗址管理处、厦门大学历史学院勘探、发掘瑞昌市铜岭铜矿遗址。勘探面积约450000平方米，发现窑炉25座、灰坑23个、冶炼区1处、墓葬8座。并在焦炭厂遗址东部、檀树咀遗址发现大量商代灰坑。在焦炭厂遗址清理商代活动面1处、房址1座、灰坑10个、窑炉2个（或为火烤壁墓葬），可能为1处矿石加工作坊遗迹。还有春秋时期灰坑5个、炼铜炉1座。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发掘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梁二村两座战国墓。其中一座（M1）为“甲”字形竖穴土坑积石木椁墓。墓道残长12.75米、残宽7米～9米。墓室口长22.85米、残宽21米、至二层台深5.8米。椁室宽5.35米、长6.5米、深2米，其内四周以大型石块垒砌。该墓被盗扰，征缴出土器物40余件（组）。其中相对完整的有青铜镈钟4件、纽钟15件、句鑃9件、盖豆4件、罍1件，另有盒形明器、罐形明器、璧形铜环、铜器残片、石磬残片若干。扰乱填土中采集小金环、铜镞、铜戈、圭形铜片、玉璧、骨蚌饰等30余件（组）。墓葬填土中出土骨器、蚌饰等8件，发掘出土铜环2件。另一座墓（M2）较小，为M1陪葬墓。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5年12月以来第三次发掘习水县黄金湾遗址。再次揭露一批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及汉晋时期遗存，以汉晋时期遗存为主。新石器时代遗存与峡江地区和川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商周时期遗存有十二桥文化的影响，汉晋时期遗迹与川渝地区的汉晋时期汉文化墓葬具有较多共同的特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阆中市灵山遗址。发现一批新石器时晚期代遗存，是嘉陵江中游干流的首次发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发掘西昌市月华乡安宁场遗址。发现一批商周时期遗存，其中房址13座、灰坑55个、灰沟10条、窑址2座，出土遗陶器、石器近400件，还有铁矿石及疑似炉渣遗存。

8月16～19日，由陕西省文物局、榆林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神木县人民政府、美国斯坦福大学承办的“早期石城和文明化进程——中国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陕西神木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湖北、浙江等省（自治区）共33个科研院所，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15所国内高校，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等11所国外高校院所近150名学者参会。会议全面介绍了2012年以来神木石峁遗址考古发掘收获与总结，并对城址考古、聚落考古、类型学、玉器、天文考古、欧亚草原的文化互动等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合作，运用水上钻探平台对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商代遗址的盘龙湖区域开展水下考古勘探工作。至2017年1月发现在盘龙城杨家嘴至李家嘴之间区域，当代水面以下仍有商文化时期的遗存分布，最低可延伸至当代盘龙湖枯水期水位（19.5米）还要低2米左右。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枣阳市兴隆镇周台遗址。遗址东西长约1250米、南北宽约1800米，是目前随枣走廊地带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聚落遗址。遗址内偏南处有一城址——忠义寨。在周台遗址核心区发现两处大型高台建筑，年代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显示周台遗址是一处大型高等级聚落遗址。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与郭家庙遗址、九连墩楚墓群可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编著的《王大户与九龙山：北方青铜文化墓地（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丛刊之三十二）》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浙江汉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宿州市文物管理局、宿州市博物馆编著的《宿州芦城孜》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编著的《荥阳西司马墓地》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常德市文物局、常德博物馆、鼎城区文物局、桃源县文物局、汉寿县文物局编著的《沅水下游汉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奉节县白帝城文物管理所编著的《奉节营盘包墓地（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乙种第二十八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发掘大兴安岭市呼中区碧水镇北山洞遗址。在下层出土打制石片、石叶、刮削器、尖状器、勒瓦娄瓦石核、石球等石器20余件，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参考美国贝塔实验室的14C测年数据，年代为距今1.5万～1.4万年。这是大兴安岭地区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继2015年再次发掘塔什库尔干县唐代石头城遗址。清理三处房屋遗址、一个蓄水池遗址、一处墓葬、一处有可能为佛塔遗址，以及一段城墙及相连的房屋遗址。墓葬出土多具人骨和木棺，四直腿箱式木棺做工考究，带转轴的关扇式棺盖更是一项重要的工艺品，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时代特色。可能是唐代朅盘陀国居民的公共墓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萧县金寨遗址。20世纪50和80年代，该遗址曾出土大量玉器。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房址共5座、墓葬30座，以及灰坑等。随葬品以陶器，有陶鼎、豆、壶、罐为主，另有杯、盆、钵、器盖、鬶、盉、背壶、盒、尊、盅、纺轮，还有石锛、石凿、玉坠等。主体年代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早阶段，另有少量大汶口文化中期和龙山文化早中期遗存。文化面貌与鲁南苏北地区的同期文化遗存较为一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蒲江县飞虎村战国船棺葬墓群。清理墓葬60座。其中大型墓5座，墓圹长7米～9米、宽1.5米～2米。其中M32出土铜矛上刻有篆体“成都”二字，为成都地区首次发现。M49和M52两座墓规模较大，且未被盗扰，出土器物中木梳、木几案、两件铁斧木柄、铜弩机臂弓、铜矛柲杆等漆木质及竹质器、草编器都保存十分完整，墓底尚存大量植物种子和桃核。

9月21日，由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出版社共同主办“梁思永先生纪念座谈会暨《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首发式”在故宫博物院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及安阳、黑龙江等地的省、市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的20余位学者相继发言，追忆梁思永先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华容县李家屋场遗址。发现一处屈家岭文化墓地，面积约在100平方米。清理数十座墓葬，大多属屈家岭文化偏早阶段或略早。随葬品有数件至数十件不等，其中出土石钺较多。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5年9月以来发掘通海县兴义贝丘遗址。发现的遗存从早到晚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海东类型、商周时期的兴义类型，以及滇文化三个阶段。该遗址的贝丘堆积达8米以上，十分罕见。该遗址为探索滇文化的源头提供了线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自2014以来发掘保定市满城区要庄遗址。确认要庄遗址可分西北区、西南区和东南区。西北区域为一处西周时期城址，当地俗称“南城”和“北城”。城垣的始建年代早于西周中期。“北城墙”中部有城内排水沟与城外护城壕的连接及水门的遗迹。西南区为手工业作坊区，东南区基本为墓葬区。该城址很可能与西周封国甚至燕国分封等密切相关。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蒲县曹家庄墓地。清理战国至汉代墓葬41座。其中有27座为石棺（椁）墓，3座积炭墓。13座墓带有壁龛，以单人葬为主，仅有5座带墓道的墓葬为双人葬。出土器物以陶器和铜器为主，铁器次之，还有少量铅器、石砚、玉环、骨带钩、漆盘等器物，共计250余件。部分墓葬有祭牲现象，祭祀动物主要为羊，牛和狗均仅发现一例，土圹竖穴墓的祭骨多出土于壁龛中，并伴出环首刀。这批以石棺、椁为代表的一类墓葬的墓主很可能是汉武帝时期的内迁匈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编著的《晋阳古城一号建筑基址》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美联合考古队编著的《两城镇：1998～2001年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于2016年11月19～21日，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局和日照市在日照共同主办了“《两城镇1998—2001年发掘报告》首发式暨中国·日照龙山文化学术研讨会”。

10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马鞍山市文物局、马鞍山市博物馆编著的《马鞍山五担岗》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曹操高陵》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时期遗址，清理M32附属车马坑。M32于2015年清理，位于1994年发掘的3号秦公大墓东北方向约17米，墓室口小底大，其中墓口长4米，宽2米，墓口到墓底深7.66米。墓室有生土二层台，二层台距离墓室底部1.84米。墓室南壁和北壁中部各开有壁龛1个，内有殉人人骨1具。二层台西北角有殉狗1只。墓底中部偏东置1棺；墓室底部有殉狗腰坑1个。东端棺椁之间放置随葬物品和兽骨。出土随葬品有铜器10件，其中鼎3件、簋2件、壶2件、盘1件、匜1件、铜铃1件，鼎内有兽骨；陶器18件，其中陶鬲7件、陶豆7件、大口罐2件、小口罐2件。棺椁之间西端北侧有兽骨若干，主要为马骨，年代为春秋早期。附属车马坑位于M32东侧3米处，为东西向长方形方坑，长约6米，宽3米，下藏2车。两车形制相似，均系驾2匹马。马身下挖有深槽，马骨保存较好，均采用跪伏姿态，马身处有多枚铜泡，推测马身覆盖有皮革、以铜泡连缀。马头置于东壁浅龛内，带有马镳、马衔。车衡、车轭、车舟保存较好。车舆保存较差，素面。车内藏有骨镞、铜戈、铜矛等武器。坑内殉人两具，均为屈肢葬。其年代当与M32一致，为春秋早期。这是首次发现的完整的春秋早期秦人宗室附葬车马坑。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整取至室内的舞阳县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两座墓葬进行清理。其中对M69墓的龟甲堆进行拆解复原，并搞清楚龟壳的数量、形状及每个龟壳内的石子数量。对M58墓清理，发现墓主人头下枕一象牙质板状物，身体正面和背面被数百枚穿孔绿松石片状饰件包裹。

10月13～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化厅、临夏州人民政府主办，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河县人民政府承办的“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论坛”在广河县召开，来自大陆的20多个研究机构的代表，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南艺术大学、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耶鲁大学的120位学者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或论文提要约60篇，约有50位学者围绕齐家文化新的发现与新认识，甘青宁地区与齐家文化有关的文化谱系、编年、类型、来源等问题的探索，齐家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齐家文化与中原地区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关系，齐家文化金属冶炼及其制品，齐家文化玉器等议题进行交流讨论。会后编辑出版了《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论坛论文集》。

10月14～16日，由河南省文物局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的“2016国际动物考古协会理事会暨全球发展与中国视角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法国、德国、瑞典、土耳其、南非、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和中国13个国家的包括18位国际动物考古协会理事的44位动物考古学者参加会议。围绕区域动物考古学综述性研究、动物考古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及数据模型应用、稳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动物埋藏和随葬现象研究、关于古代动物屠宰技术和骨器制作的研究、对某遗址或地区的动物遗存的综合性研究、对某遗址或地区的特定动物种类的研究、对古代人类以动物为原型的艺术创作的研究等课题进行交流讨论。

10月22～24日，由湖北省博物馆、德国考古研究院、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国际音乐考古学会联合主办“第十届国际音乐考古大会”在湖北省博物馆举行。大会主题：“人类学视野下的音乐考古”，来自中国、法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考古学家、音乐学家参加了会议，围绕“音乐文物研究、声学与声景、音乐人类学”等展开研讨。会议还通过了《东湖宣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库车县库车镇龟兹故城。目前仅存一段北城墙和城内外4座土墩。在南、北两侧墙体夯层中含有唐代手掌纹青砖等遗物，说明该段城墙增建年代不早于唐代。

福建博物院、泉州市博物馆发掘2015年12月发现的永春县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发现9条龙窑遗迹，均依山而建，沿着山坡向上掏挖洞穴而成，分布密集，上部窑炉叠压打破下部窑炉。采集6件炭标本经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4世纪末至公元前18世纪中期。原始青瓷器除器表施釉外，部分内壁、圈足内亦施釉。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原始青瓷烧成温度为1000℃左右。原始瓷吸水率为10%、11%，印纹陶为19.5%。苦寨坑窑址是我国目前已知烧造最早原始青瓷的窑址，与浙江地区夏商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相比，两者无论是窑业技术，还是产品，均有较大差别，应属两个窑业技术系统。该遗址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5年9月以来发掘安吉县窑山城址与上马山墓群。城址面积近4万平方米，四周有环壕，城墙宽6.2米～7.5米。窑山遗址距离安吉古城城墙东北角直线距离约850米，是安吉古城外围的一座小型城址，始建年代不晚于春秋晚期，废弃年代不晚于西汉中期，其使用年代与安吉古城有部分重合，表明两座城址存在紧密的关联。马山墓群在安吉古城的西北3.5千米处，是安吉古城外围三个重要的古墓群之一。发掘土墩10（D164～D173）个，清理墓葬14座，出土随葬器物107件，年代在西周中期至西汉初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编著的《浦江上山（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三）》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上山文化：发现与记述》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2016年11～12月，南京大学与伊朗文化遗产、手工业与旅游组织北呼罗珊省办公室组成中伊联合考古队发掘希尔凡县城旁的纳德利土丘。土丘的底部直径为长径185米，短径177米，底部在地面以下5米，出土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彩陶。在上面的伊斯兰地层中发现了仿华青花瓷。

益阳市文物管理处、益阳市博物馆编著的《先秦南洞庭：南洞庭湖古遗址发掘报告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修订本］（考古学专刊，乙种第三十六号）》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编著的《周原：庄白西周青铜器窖藏考古发掘报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的《丰都关田沟（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乙种第二十六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1月24～26日，由浙江省文物局、余杭区政府、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余杭博物馆联合承办的“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来自60余家考古文博单位、高校、新闻媒体的15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南京博物院自2015年4月以来发掘句容市郭庄镇孔塘遗址。清理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时期墓葬200座，多数为一次葬，大多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有陶器、石器、玉器等。陶器器形多为鼎、豆、壶、鬶、杯，石器多为锛、钺，玉器有琮、璜、环、镯、珠、管等。文化面貌具有宁镇地区特点。另发现商周墓葬1座，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灰坑130多个。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自2015年11月以来发掘当涂县“天子坟”孙吴墓。该墓为吴景帝孙休定陵，故亦名“天子坟”。该墓为前后室四隅券进式穹隆顶结构砖室墓，包括墓坑、墓室、填土、封土四部分。封土南北长47米、东西宽35米、最高3.1米。墓道为斜坡式，包括一次墓道和二次墓道。含墓道总长32.5米。墓室由封门墙、墓门及挡土墙、甬道、前室及左右耳室、后室构成，总长15.4米、含耳室最宽11米。随葬品共出土181件（套），包括漆木器装饰件、女性饰品、车马器构件、兵器、日用品、佛像、俑、神兽构件、钱币九大类，涵盖金、银、铜、铁、陶、瓷、石、琉璃、玻璃、漆器等不同质地。内涵多与道教长生不老、脱俗升仙和早期佛教思想有关。墓内出土一块隶书漆皮，释读为：“永安三年□□日校尉□□□七寸铁镜合八枚□□□翠毛□□□□□□尉薛□纪□……”此外还发现两块“永安四年”纪年文字墓砖。这说明该墓建造年代应在永安四年（261）或之后不长的时间内。前后室穹隆顶结构是孙吴时期最高规格的墓葬形制。该合葬墓及相关遗迹与史料记载吴景帝孙休和朱夫人入葬的特殊历史高度吻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2012年6月以来对西安市唐大明宫中央官署院落遗址进行发掘。揭露南北两个院落，可能为唐代宰相议事的中书省所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成都市龙泉驿区大梁村北宋尚书右丞何郯家族墓地，清理两座大型宋代砖室墓。一座为何郯父母合葬墓。M2为何郯夫妻合葬墓，其东室为何郯妻子程氏墓室。两墓出土文物60余件，部分彩绘俑为砖质实心俑，为目前四川地区宋墓中首次发现。何郯字圣从，陵州人，仁宗景祐元年进士，官至尚书右丞，《宋史》有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5年8月以来发掘凤阳明中都遗址。揭露的遗迹主要包括“奉天殿”基址、承天门基址，对道路系统进行解剖，还对一些门址、角台基础进行抢救性清理。还发现了明初修建城楼时在城门北侧以城砖修砌的东西向排水渠道和承天门内侧与门址垂直的南北向红条石包构的夯土台面等。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自2015年4月以来配合对明清皇家道教宫观——大高玄殿开展研究性保护修缮工作，在大高玄殿屋顶上实施考古发掘清理。在屋顶上布置探沟、进行“考古勘探”和解剖。证明了大高玄殿各建筑除始建时期之外，均保留有不同时期修缮、改动的实物痕迹，收获的修缮历史信息远远多于文献档案中的记载，填补了以往传统建筑测绘记录中无法触及的空白。这是国内首次在古建筑修缮保护工作中落实建筑考古理念和方法并与之紧密协作的项目。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芮城县旅游文物局编著的《清凉寺史前墓地》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句容市博物馆编著的《句容东岗头遗址：2005年考古发掘报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著的《金沙遗址考古资料集（三）》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市柯桥区文化发展中心、嵊州市文物管理处编著的《绍兴越墓（绍兴越国王陵及贵族墓考古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的《临潼新丰：战国秦汉墓葬考古发掘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野考古报告，第七十五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益阳罗家嘴楚汉墓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乾陵博物馆编著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野考古报告，第七十三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阳市文物管理处编著的《岳阳唐宋墓》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编著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2016年12月15日～2017年1月15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和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大学人文学院合作调查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锡斯坦盆地青铜时代沙赫里·索克塔（Shahr-i Sokhta）遗址、萨法维时期霍兹达城堡（Hozdar castle）及周边的风力磨坊和居住址、安息时期哈耶山（Mount Khajeh）上琐罗亚斯德教庙宇、阿契美尼德时期的达罕耶·考拉曼（Dahaneh e Gholaman）遗址。发掘锡斯坦盆地萨迪格丘（Tepe Sadegh）遗址，文化内涵与沙赫里·索克塔遗址第三期相一致，为赫尔曼德青铜文明的典型遗址。

12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举办的“夏商玉器与玉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省博物馆召开，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等34个海内外研究机构的5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有40多位学者在大会上进行了学术交流。会议是配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广东省博物馆共同举办的“玉鸣锵锵——商代王后妇好玉器特展”而召开，展览首次展出妇好墓出土的750多件玉器，与会代表围绕妇好墓玉器及商代玉器与玉文化而展开讨论，是历年来商代玉器展示与研究的一次盛举。会后编辑出版了《夏商玉器与玉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